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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美学:“京派”与“海派”——朱光潜与胡风在三十年代对美学的贡献

收录:2008-8-13  作者:童庆炳  来源:www.ilf.cn  点击: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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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美学”是美学三个分支(其它两个分支为。哲学的美学。和。社会学的美学。)之一,在本世纪的中国获得了可喜的发展。王国维首创的“出入”说,可以说是中国心理学美学所取得的最早的成果。其后是1920年郭沫若带头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析《西厢记》,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在北大、北师大讲授文学批评课程。

30年代,北京的学者朱光潜,上海的作家胡风,从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所进行的研究,把中国的心理学美学推到了一个高潮,其中不同的治学道路和方法耐人寻味。

朱光潜于1933年以《悲剧心理学》(英文)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并在国外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变态心理学》,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早于1931年完成的《文艺心理学》。这三部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形态的心理学美学正式成熟。特别是《文艺心理学》一书,将西方本世纪以来文艺心理学的几个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加以消化,结合中国古代的诗论以及古今中外的创作实例,作出了专题研究,尽管其观点未必周严,但为中国现代形态的心理学美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意图是“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那么创作和欣赏中的“心理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美感经验”。这样作者要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美感经验的特征”,对此作者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概括:

1、美感经验是一种凝神的境界。在凝神境界中,我们不但忘却欣赏对象以外的世界,并且忘记我们自己的存在。欣赏的对象成为孤立绝缘的意象,欣赏者无所为而为地去观照它、赏玩它。这种把一切都忘却的境界,也就是形象的直觉,形象是直觉的对象,属于物;直觉是心知物的活动,属于我。美感经验就是直觉欣赏中的形象,而把物与我以外的事物的关系置之度外,在聚精会神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2、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的形成,必须在观赏者与对象的功利属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美的创造和欣赏是否成功,就看这种心理距离能否安排妥当,距离太远,则无法了解,距离太近,则可能是欲望压倒美感,“不即不离”才是理想的距离。

3、在凝神观照中,我们心中除观照的对象之外别无所有,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从物我两忘进到物我同一,产生移情作用,我沉入物,物也沉入我,我的情感移注到物里去分享物的生命,物则因我的情感的移入而变得有生气,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互相回环震荡。美感经验与移情作用密切相关。

4、美感经验还与生理的运动相关。在移情作用中,不但我们的情感移注于物,物的情趣移注于我,而且我们的“筋肉”、“呼吸”等生理器官发生特殊的生理变化,似乎也模仿着运动,只是这种生理的模仿的运动大半隐在内而不发出来,这里感觉中的生理运动可称为“内模仿”,“内模仿”会影响美感经验。

5、美感经验中的形象,不是固定的,同一事物对于千万人即出现千万种形象,物的意蕴的深浅以观赏者的个性为转移,因此,欣赏是个性的创造,而创造出来的形象是情趣、个性的返照。(以上五点参见《文艺心理学》第五章作者自己的总结)

不难看出,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对美感经验特征的概括,实际上是通过自己的消化和理解,把产生于西方本世纪初的理论,包括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里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模仿”说,黑格尔的“个性返照”说和中国古代的诗论等,进行了综合和概括,在综合和概括中渗透了自己的审美的经验,特别是阅读古代诗词的经验。30年代的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社会矛盾也更为突出,文坛上也是“左联”的势力处于主流地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需要战斗的时刻,朱光潜能这样潜心研究并发表他的“美感经验”研究的著作呢?我们还不会忘记,正是在他的《文艺心理学》出版的前一年,即1935年,鲁迅批评了他的文章《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表面似乎是批评他的文章有“摘句”的毛病,实际上是批评他在那样一个战斗的时代主张“静穆”是消极的,鲁迅以“雄大而活泼”、“明白而热烈”与朱光潜的“静穆”相对抗(见鲁迅:《“题未定”草》)。仅过一年,朱光潜肯定还不会忘记鲁迅的批评,他就不怕他的《文艺心理学》因与时代主潮不那么合拍而引起“京派”与“海派”的又一次争议吗?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朱光潜在20年代到30年代,其中有八年时间在英、德、法求学,在这过程中,他个人对文学、心理学、美学、哲学发生了兴趣,而且于1929年在巴黎大学听了德拉库瓦教授的“艺术心理学”课程后,受到启发,决定撰写《文艺心理学》,实际上《文艺心理学》初稿完成于1931年,因此《文艺心理学》的撰写是一个留学生的学术兴趣选择的结果,与当时国内的社会背景并无关系,可以视为一种纯学术研究行为。第二,朱光潜于1933年回国,受聘于由胡适主持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实际上加入了对社会斗争比较超然、治学注重学理、学风更为谨严的“京派”,而与“海派”没有发生关系,这样使他能潜心于学理性的心理学美学的研究。当时的“海派”之所以没有把1934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作为争论的对象,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有更重大的问题要争论,把学术性较强的问题先搁置起来;二是《文艺心理学》的确总结出了美的创造和欣赏的若干经验,且学理性很强,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对于这种学术研究“海派”是表赞同的,因为“海派”也要探讨艺术规律。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海派”与“京派”有对立的方面,但也有互补的方面。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也可以符合了他们之间“互补”的需要。如果上述两点可以成立,那么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产生于30年代中期,也就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了。值得提及的是,在50年代的美学大辩论中,朱先生虽遭批判,但未被定为“反动”、“反革命”,只是被批判为“唯心主义”、“脱离社会斗争”等,就可能因为他的著作重学理,属于“京派”,有克罗齐、布洛、里普斯和古代诗论替他“顶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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