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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文学环境

收录:2001-2-24  作者:洪子诚  来源:www.ilf.cn  点击:1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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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思想解放的潮流

1976年底“文革”宣告结束(注: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文革”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这次会议的文件,把“文革”结束后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文艺界也很快把“文革”后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如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左倾激进的、建立现代乌托邦的革命狂热,为“现实主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所取代。国家领导层对这场“革命”,很快作出明确的否定,宣称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第81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文革”被广泛地称作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和“梦魇时代”,并用“第二次解放”来强调“文革”的结束对于民族、个人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在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文章、论著中,“大转折”、“新世元”、“新时期”等语词,是怀着乐观主义想像的人们对于正在展开的历史时期的概括。在这些概念中,“新时期”这一原本在社会政治层面提出的概念,在文学领域得到最广泛的运用。在相当长时间里,“新时期文学”是受到多数人认可的、用以概括“文革”后文学的命名。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注:李泽厚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写道,“打倒‘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苏醒的新时期: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终将消逝,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在千年封建古国的上空中真正飘扬。”这表达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这种意识表现为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在与过去年代(“文革”)的决裂和对比中,来确立未来道路,另一则主要是反观“历史”作出的发问和思考。“文革”期间,由于理论、信仰和现实生活存在的严重脱节,由于社会生活存在的“荒谬性”被深刻意识到,许多人都程度不同地经历过思想的震荡,经历过确立的权威的崩坏,思考和反省的潮流已经存在。对于思想戒律的怀疑、质询,和冲决思想禁区的冲动,形成一股巨大潜流。到了70年代末,在各种条件的推动下,这股潜流冲出地表,而出现了被称之为“思想解放”的运动。

思想解放,在最初主要表现为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路线和政策的检讨。围绕这一问题,70年代末在国家最高权力阶层内部,曾有过争论和冲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展开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年的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支持“思想解放”的命题,批评了维护僵化教条的“两个凡是”(注: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见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规限,并决定撤销在1976年作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文件,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会议确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中共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般认为,这次会议对8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界在这一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首先做的也是被称为“拨乱反正”的工作,这被看作为文学进入“新时期”所作的准备。1977年,开始批判“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纪要”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的论断。结束文学的“一体化”局面,是许多作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文学发展的症结:“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注:参见茅盾《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巴金《要有艺术民主的局面》等文,《文艺报》1978年第1期(7月出版的复刊号)。)。接着,陆续为文艺界从50年代到“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迫害的作家,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落实政策”。5月,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撤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79年10月,在距上一次会议近二十年后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这次会议上,“文艺民主”的要求和想像,得到热烈的表达。对有关文艺领导和控制的这一敏感问题,会议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并重申在1956年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有效性(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大会祝辞,《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第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后来,在1984年12月到次年1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在大会上宣读的“祝词”,更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当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注:《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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