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反思——五十年文学理论批评一瞥（三）

三、三大思潮和论争辨析

“三大战役”毕竟只能反映前十七年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个突出特点：与政治斗争的密切联系；如果我们想要对五十年的文艺理论批评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还不能不涉及到一些文艺思潮和文艺论争。以下着重对从50年代贯穿到80年代以至90年代的三大思潮和论争作一简要辨析，即：文艺与政治关系论争的辨析，人情、人性、人道主义论争的辨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论争的辨析。

文艺与政治关系论争的辨析

关于文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贯穿50年代到80年代文坛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从属”说（即“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服务”说（即“文艺为政治服务”）则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股强劲的思潮，因此有必要对这股思潮作一番辨析。

建国以后，文艺对于政治的“从属”说和“服务”说，固然主要是来自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其源可远溯于中国古代。古人论诗、论文，有一股主脉，就是强调它的“事君”功能和“教化”功能。如孔子论诗，就不仅有兴、观、群、怨之说，而且还认为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51]。他还说：“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何为？”[52]这就是公开地宣传诗的“事君”（服务于君王）功能。《毛诗序》在论述诗的社会功用时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里对诗的功能的看法就显得宽泛一些，把“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等都包容在内，但都没有放弃“事君”的功能。所以曹丕才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53]。而魏徵也认定：“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54]

直到19世纪末梁启超倡导“三界”（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事君”功能被搁置了，主要强调文艺的“启蒙”和“教化”功能。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主要是把文艺作为一种武器和工具――改造社会国家和移风易俗的有力工具――来使用的。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曾经极力反对“文以载道”的主张，但他们最终还是重拾“文以载道”的武器，不过不是载“旧道”，而是载“新道”罢了。“五四”之后，特别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历史的中心任务从“启蒙”向“救亡”的转移，代表着主流的新文学也开始由文化批判转向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自此，不同政治力量的对峙与抗衡，导致了文学向政治的倾斜以及左翼和右翼尖锐对立的局面。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主将们明确亮出了“革命文学”的旗号，而且认为“革命文学必然是无产阶级文学”。对革命文学的功能，他们认为：“一切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是宣传。”[55]这种受当时苏联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化派”影响颇深的“左”的革命文学理论，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受到了批评，但关于革命文学应该是革命之一翼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在左联成立会上通过的理论纲领中就宣称，要以“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作为左联的奋斗目标；坚持艺术的“反对封建阶级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促进“新兴阶级的解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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