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外国哲学研究30年

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是外国哲学研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外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当代部分,对于作为学科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从时间上说,现代外国哲学的范围主要指19世纪后叶至今的整个西方哲学,以及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哲学。由于西方哲学是外国哲学中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这里谈论的主 要是现代西方哲学。 对30年发展的评价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90年代以及进入21世纪之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20世纪西方哲学基本上处于重新引入、介绍评述阶段。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10年间,国内出版的介绍和评述现代外国哲学的著作及教材等出版物达百余种(册),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译著200余种(册),现代外国哲学著名哲学家的主要或代表性著作均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经过大量的引入和评述,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进入相对平稳发展时期,人们对各种哲学思潮开始进行深入的反思,研究工作更加细致、扎实。大多数研究者开始对某个哲学家的思想或某些重要的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能够有意识地以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去理解、分析和评价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以及当代哲学提出的问题,同时注意对当代西方哲学的追踪研究,在某些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上开始直接与西方哲学家进行学术对话。 对30年发展的简要分析

1、评述介绍阶段(1978-1988)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思想文化领域异常活跃的十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学术研究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阀门。1978年10月在安徽芜湖举行的“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西方哲学界召开的第一次盛会,也是新中国成立近30年召开的第一次关于西方哲学的全国规模的会议。冯定、贺麟、严群、熊伟、齐良骥等老专家和中青年学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批驳了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左”的错误,对此后的西方哲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标志着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涂纪亮语)。会议酝酿成立“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1979年11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和批判的方法论问题讨论会”,是我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次盛会,来自全国85个单位的17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1981年第二次会议时改称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这标志着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开始走上组织化、专业化道路。

这期间,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表现在制度建设、学科培养、社会传播三个方面。在制度建设上,各大学和研究单位恢复或建设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同时,各高校哲学理论公共课也开设了现代西方哲学课程。从197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一些高校开始招收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大多以现代外国哲学为研究方向。

在学科培养上,为了尽快满足高校对现代外国哲学教学人员的需求,在1980-1986年间,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先后举办了多期讲习班,为全国各地高校培训了大批一线教师。同时,东北、华北、西南等地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分会也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培训班。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1979-1989年间,共召开五次全国大会,七次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以及若干次小型会议;在这期间,学会还成立了“苏联东欧哲学专业委员会”和“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加强国内学科建设的同时,我们还注意与国外哲学界的交流,从80年代初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访问学者,后又有学生到海外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时,我们开始采用“请进来”或“走出去”的方法与国外哲学家开展学术交流,例如,1988年成立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由于澳大利亚1993年加入、美国2005年加入,先后更名为“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和“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以下简称“暑期学院”)就邀请了斯特劳森、普特南、科恩等当今重要的英美哲学家来华讲学;1983年,我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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