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五十年的回顾与反思——“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专题综述之一

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安徽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10月28日至10月30日在合肥举行。来自全国二十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年”这个中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里着重介绍与会者对新中国五十年文艺理论风雨历程的回顾与评价。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建国五十年，文艺学走过了一段政治化———审美化(学术化)———学科化的道路。五十年代的文艺思想是带着“五·四”以来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惯性而来的。毛泽东的《讲话》成为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且《讲话》中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如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继承与革新、艺术源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问题，仍是当代文艺学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到了建设年代，却仍然用政治化视点来看文艺，文革时更将这一思想推至极端，使文论话语单一化、霸权化、非专业化。这就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了。可是也应看到，在建国后，毛泽东也曾力图摆脱外来思想束缚，对中国的新文学理论独立思考。如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1958年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1965年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与此同时也有少数学者冲破阻碍，独立思考，提出了很有新意的理论问题。中央也并非完全不清楚这种情况。1961年至1962年周恩来关于文艺的三次讲话，重视艺术规律，批评“左”的文艺政策。一个时期内文艺思想活跃起来了，出现了如胡风、巴人、钱谷融等人的文艺理论。这些都为我们未来的文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重新确定“双百”方针，提出“二为”，文艺理论由政治化进入学术化时期。文论不再是社会中心和全民话语，而是成为少数人的专业话语，霸权不复存在，地位边缘化，视角多样化。但我们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80年代中期“美学热”的意义是将文艺从属政治改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艺获得了独立性。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是文艺理论学科化时期，文艺学形成了专门研究领域，有自己的一套术语和概念。文艺学过去是寄生于政治和创作，现在文艺学成为自身也生产意义的学科。学科化也就是边缘化。这个社会的中心是官员、企业家、商人，但作为一个人文工作者对待自己的学科应象农民耕地一样，文艺理论家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

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我是从20世纪百年文艺学学术史来看新中国五十年文艺学。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端应该是梁启超、王国维在19世纪末的文论，它们的产生是古典文论向现代文论蜕变的过程，是由蛹化蝶的过程。上个世纪之交可以说是文论的“春秋战国”时代，接下来的50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是文艺学的定型时期。蜕变阶段多彩纷呈，而定型阶段则是多家归于一家，多元归于一元，标志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统治地位的确定。这一阶段的成绩在于对典型、形象思维、新诗形式、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但也花了很大精力进行批评斗争，50年代以后的极左思潮更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漫画化。这是百年来国内外历史环境与文艺界内部作用的结果，有它出现的历史根据和理由，应客观地分析其历史根源，发展趋向以及在中国现代文艺学学术史上的意义。1976年后文艺学进入突破阶段。随着历史的伟大转折和思想的空前解放，多年封闭的天空被新一轮的“西学东渐”所打破，几近僵死的文艺学旧格局遭到反叛。文艺学迫切要求新方法，新观念。于是有了“主体性”问题大讨论和文艺学由认识论向价值论、本体论偏移以及“方法论热”。90年代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萌芽、生成、发展和渗透，就有所谓知识分子与文学、文艺学的“边缘化”问题，有文艺学学术本位回归与独立品格寻求，有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中国文论话语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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