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对陆游和杨万里诗歌研究综述

相比之下，本期的杨万里诗歌研究有所冷落，受关注和被肯定的程度不及陆诗，成果也不能与陆游研究相比，相关的成果主要见诸钱钟书《宋诗选注》和周汝昌的《杨万里选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相关的论述着重在对“诚斋体”及其“活法”的揭示上。钱著指出：杨万里在当时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并结合杨万里的创作经历及其诗论，论述杨万里和晚唐体、江西派的关系以及“诚斋体”的“活法”：“杨万里的诗跟黄庭坚的诗虽然一个是轻松明白，点缀些俗语常谈，一个是引经据典，博奥艰深，可是杨万里在理论上并没有跳出黄庭坚所谓‘无字无来处’的圈套”、“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作者认为，杨万里所谓“活法”不仅包含吕本中等人“活法”说中规律与自由的统一，而且，根据他的实践以及“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钱著对杨诗艺术的分析是精辟的，但在当时学界普遍重视作品的思想性的环境下，博学有识者如钱钟书也不忘指出：“杨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这颇能代表当时学界的看法。

因此，周汝昌《杨万里选集》的出版倍觉难能可贵。作者在“引言”中固然也努力从思想性方面肯定诚斋诗，但更注重对诚斋体的艺术特点加以细致分析。作者将诚斋体“活法”的特色概括为新、奇、活、快、风趣、幽默、层次曲折、变化无穷：“看他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所向皆如人意，又无不出乎人意，一笔一转，一转一境，如重峦叠起，如纹浪环生，所以讲他的‘活法’，迅疾飞动是一面，层次曲折又是一面”。“引言”中还将“活法”与“透脱”联系起来加以阐发：所谓“透脱”，就是不执著的结果——“懂得了看事物不能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而要贯通各迹、各象、各点、各面，企图达到一种全部透彻精深的理解和体会；能够这样了，再去看事物，就和以前大大不同，心胸手眼，另是一番境界了”。作者同时指出：诚斋的长处是在“活法”，他的短处也在“活法”——对“活法”过于自负、自恃。诚斋诗虽因思想性不及陆诗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关的“中国文学史”仍对其艺术成就给予了肯定，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指出诚斋诗“以描写自然景物的为最多，也最能体现他的诗歌的艺术特色”，肯定“他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是在艺术风格方面”。书中对“诚斋体”的特点把握得是比较准确的：富于幽默诙谐的风趣；丰富新颖的想象；自然活泼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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