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的女性文学理论批评,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初现锋芒,到90年代随着性别意识的大面积苏醒和自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期。21世纪以来,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样“喷发式”的发展势头减弱了,但它依然在沉潜中行进,如一位女智者所言:是“从喧嚣湍流走至静水流深”[1]。这个时期的确没有出现过什么特别出类拔萃,或者有较大反响的论著,但也不像有论者所言是沉寂了,或止步不前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有所拓展,有所超越,有所深化的。说如今的女性文学理论批评,大体进入到一个相对良性的发展时期,笔者以为是基本不差的。2004年,笔者在《夏娃言说——近年几部女性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评说》[4]中,曾对出现于新世纪最初两年的五部女性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作了评说[3]。本文也将延续该文的路数,对出现于2003年之后的若干女性文学理论批评著作略作评说,祈望借一斑而窥全豹。这些著作中的绝大多数都已获得2009年10月揭晓的“第三届(2003—2008)中国女性文学奖(长城汽车杯)”[4]中之理论批评奖。涉及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以及男性学人撰写的有关女性文学的理论批评著作,暂不在本文的评说范围之内。
建 构
几年以前,笔者在回答一位女性学人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的提问时,曾表述过如下的意见:“如果一定要用几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解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寻觅中国女性文学的经验和传统,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养分为我所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诗学。这里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解构,二是建构,解构是为了建构,建构是为了更好地解构,二者互为因果。”[5]从这样的理解出发,笔者以为,近几年女性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总体趋向,是在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尤其注重于建构,从而加快了女性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化进程。
许多年来,在高等院校,虽然也曾有“女性文学”、“女性文化”、“女性学”等课程的设置,但大多是作为选修课,而且没有正式教材。自20世纪90年代性别问题凸显之后,女性学界关于编著性别学科教材的呼声日高,但真正付诸实践还是近几年的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树勤主编的《女性文化学》[6]和乔以钢、林丹娅主编的《女性文学教程》[7]相继问世,率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两部书的主编都是女性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领军人物,不仅个人拥有颇具影响的批评论著,而且还团结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经历了几度春秋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参加这两部教材编著的,绝大多数都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高校中的女性,显示出女性学人学术方阵的实力。两部书均汲取了多年来性别研究的成果,其指导思想既符合现阶段女性主义的策略,也与建构和谐社会的国策不谋而合,同时也大体切合当今高校女性文学文化教材的实际需求。两部书,一南一北,交相辉映,虽无大的反响,但也在无意中造成了中国女性学界的一桩重要学术事件。
《女性文化学》是内地出版的第一部高校女性文化学课程的教材,也是对女性文化问题学术思考的研究专著,同时还是一部关于女性话题的普及性读物。全书十一章,包容了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女性的历史、女性与教育、女性与文学、女性与生态文明、女性的身体和智慧、女性与婚恋家庭等十一个问题。既具有开放性的视野,又不脱离本土的实际,以及普通民众的现实需求。追求全球性与本土性,学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统一,本书所做的这方面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