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的文学史观

在所有可能的称谓中，钱理群先生最倾向于认同和接受的，也许是“文学史家”的称呼。多年来，他私心里一直把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看作自己的一块重要领地，对文学史的理论、观念、方法一直保持自觉的探索激情，并始终执迷于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和叙述形式。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的近作《1948：天地玄黄》的开头：

“……正是午夜时分，历史刚刚进入1948年。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冯至突然从梦中醒来，在万籁俱寂中，听到临近有人在咳嗽，咳嗽的声音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直到天色朦胧发亮了，才渐渐平息下去。冯至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想：这声音在冬夜里也许到处都是吧。只是人们都在睡眠，注意不到罢了。但是，人们不正是可以从这声音里‘感到一个生存者是怎样孤寂地在贫寒的冬夜里挣扎’吗？———诗人想了很多，很久。”

这段叙述看似平淡，却是钱先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殚精竭虑选择的结果。在这部著作的具体写作中，最困难的可能正是这段开头，它不仅要奠定书的基本调子，统摄与提示整部书的叙述流程，同时还应该体现钱理群对于一种可能的文学史的叙述学的追求。他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事实上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每一次文学史写作实践，不仅要考虑描述内容，也要努力探寻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包括叙述视角、叙述语调等等)，这一点与作家的创作并无实质的区别。”“我的这一次写作冲动恰恰是来自一种文学史写作形式(结构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欲求，在人们往往忽略文学史写作形式的时候，这也许是不无意义的吧。”《1948：天地玄黄》的这段开头值得重视的，首先在于它在文学史写作形式上的试验意义。它为读者引入了一个以第三人称出现的历史叙述者的视点，“他是全知全能的，因此可能通过语气、角度、语言(时代习惯用语、句式的选择等等)，表达方式(叙述、描写、议论)的不断变换，自由地‘出入’于‘过去’与‘以后’及‘现在’之间，同时又将一种‘未来’(‘远方’)视点‘隐蔽’其后”(《1948：天地玄黄》代后记)。可以说，这个第三人称的叙述者正是作者的化身，但通过第三人称叙述者的选择，作者的声音却可以含而不露，“叙述”的意义从而凸现了出来。这颇有点像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写作，其叙述化的语境迅速地把读者引入历史的情境，使读者感同身受般地置身于一种过去的现场之中。

叙述化的语境的鲜明美学特征在于它体现了文学史叙述的具体性和细节性。钱理群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敏感和禀赋体现在他很少发纯玄理性的议论，而往往从文学史实、事件和具体文本出发，从具体的历史细节以及文学史细节中引出问题，从典型现象的诗意描述中生发概括。譬如，他在《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中写“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章，不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广阔历史背景起笔，而是以电影摇镜头的方式一一闪过： 1915年夏，胡适和他的朋友梅光迪等人漫游美国东部风景胜地， 1917年夏，章太炎的几个弟子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在绍兴会馆的古槐树下高谈阔论，以此形象地显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同思想文化背景、不同个人经验的知识者“殊途同归”的结果；写沈从文他强调其创作与“水”的关系；写冯至则渲染他在大后方的森林小屋中的沉思；用“一个苍凉的手势”概括张爱玲；用“战争废墟上的哈姆雷特”形容穆旦等等。这就是文学史研究与叙述的具体性，形象性，情景感，诗意化，它表明，文学史的叙述至少应和其他的历史叙述有所区别，有其无法替代的文学性特征。而其中最本质的支撑是文学史叙述对文学历史情境的具体呈露，是对提示一个时代的内在意蕴的“瞬间显现”的历史细节的颖悟：“我至今也还记得我的一段阅读经验。在旅途中随便翻阅一本抗战时期一位美国医生写的见闻录，其中提到他目睹的一个细节：在战火纷飞之中一个农人依旧执犁耕田，战火平息后，周围的一切全被毁灭，只有这执犁的农人依旧存在。我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我要努力寻找的，能够照亮一个时代的‘历史细节’：在这‘瞬间永恒’里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多义的象征性)，同时又具有极其鲜明、生动的历史具体性。”(《精神的炼狱代序·我这十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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