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古动物图画及其相关文献

《世本·作篇》说“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史皇和仓颉都是黄帝的臣子，这虽然是传说，但可知古人亦认为图画文献起源甚早，并且与文字文献一样重要。而最早的图画主要是动物及其变形图案，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图画是刻绘在山崖石壁和青铜器上的，也是以动物及其变形图案为主，它们都具有巫术、宗教的功能。图画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对先秦文献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山海经》和《天问》就是两种以图画为依据的文字文献，离开了图画我们很难考索这两种文献的文化功能。

一

关于图画文献，我们先从有文献记载的“铸鼎象物”谈起。鼎在商周时期主要是用于祭祀的，其形制较大，制作不易，所以又被看作是王室宗庙重器，并继而成为族权和政权的象征。传说鼎之最古且最尊贵者为“九鼎”。《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王孙满对“九鼎”的创设和功能的一段解释：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夏代云云，自然不可看实。但这一段话透露出，古代铸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刻绘记录“百物”的。所谓“物”，王国维释其本意为“杂色牛”①，是一种神怪之物。《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云：“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所说的亦是神怪。《周礼·春官·神仕》有“致地示物鬽”之语，鬽同魅，郑玄注曰：“百物之神曰鬽。”上古鬼神难分，统以物怪称之。《史记·天官书》云：“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史记·封禅书》多处云“物”皆神怪之意。如“依物怪，欲以致诸侯”，“（李少君）能使物却老……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等等。钱钟书也认为“物”与鬼通②。那么，王孙满所谓百姓所必须知道的“神奸”，以及要躲避的“不若”和“螭魅罔两”，与九鼎上所刻绘的“百物”，指的都是同一类东西。如此说来，王孙满所谓“铸鼎象物”就是在九鼎上刻绘“螭魅罔两”等“神奸”图形。

除鼎外，其他稍大型的青铜器皿往往也都是宗庙祭器，这些青铜器上所刻绘的动物图形，也与“铸鼎象物”的文化功能相同。现存青铜器上所刻的动物形图纹，被人们统称为饕餮，或者称为“兽面纹”。饕餮之名源于《吕氏春秋·先识览》的一段记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服虔引《神异经》注《左传》云：“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春秋左传注疏·文公十八年》）据此，饕餮应是某一种恐怖的怪物。除饕餮外，《吕氏春秋》还提到“周鼎著象”（《审分览》）、“周鼎著鼠，令马履之”（《恃君览》）等，南朝虞荔《鼎录》描述了汉代元鼎元年汾阳出土之鼎云：“四面蛟龙……三足马蹄，刻山云奇怪之象，纪灵图未然之状。”宋人收集古鼎颇多，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记载周鼎动物纹饰有“三面各为夔龙”者，亦有刻划“足象蜼形，上为鼻，下为尾，高而且长”者，还有牛鼎、羊鼎、豕鼎等。张光直在青铜器上指认出来的怪形兽尚有：“肥遗”，其形亦为兽面；“夔”，其形如龙，一足，还有“龙”、“虬”等③。朱凤翰将古代青铜器动物类纹饰分为八种四十四小类④，而段勇分为兽面纹、夔龙纹和神鸟纹三类，每类下又细分为多种形式，如牛角类兽面纹、羊角类兽面纹、豕耳类兽面纹、变异类兽面纹等⑤。类型是现代人的观念，古人多具体思维，因此可以推想，现代人所谓几个类型，在商周时代则有可能是数十、数百种或更多的具体的物怪。由上可见，上古“九鼎”铸“百物”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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