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石刻文献的重要收获——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特辑》

今年五月在北京见到千唐志斋主人张钫先生的外孙女李鸣女士，她因为与我是大学同年级同学，因此谈得很投机，给我看了有关张钫先生家族的许多珍贵资料，还谈到河南文物部门准备纪念张先生的安排，最后说到千唐志斋近十多年来广徵石刻碑志，数量多达五六百方，有许多珍贵的发现，而且不久有出版的可能，引起我更大的兴趣。我始终认为二十世纪唐代石刻文献的大宗发现，极大地改变了唐代文史研究的格局，造成了全新的气象。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三十年代张钫千唐志斋的一千二百多方藏品。近二十多年新发表的大批唐代碑志，其中超过一半发现于洛阳一带。以千唐志斋的地位和影响，新藏品肯定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十分值得期待。承西安碑林博物馆王庆卫先生告知，我得以见到这批新志的目录，不久又得见全书。披览所及，深感此批墓志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洛阳地区新发表墓志中分量最大的一批，其中涉及到唐代政治、社会、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记载极其丰富，且绝大多数为首次刊布，具有极其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是唐代石刻文献的又一次重要收获。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藏志特辑》（后文径称《特辑》，引录时仅注页码），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署吴刚主编，王京阳、赵跟喜、张建华副主编，点校者除三位副主编外，还有陈忠凯、袁宪、马驰三位，其中赵跟喜为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前言》由其撰写；马驰为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可以说是文物学者与唐史学者合作整理的成果，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全书收入墓志共589篇，唐以前35篇，宋以后33篇，唐五代墓志凡521篇，其中极少数为旧志，如《元显儁墓志》，可能发表虽早，后归千唐志斋，因收入。个别墓志在他处也曾发表，如崔颢《唐故太子洗马荥阳郑府君（齐望）墓志铭》也见于赵君平《邙洛碑志三百种》，绝大多数为近十多年出土而为千唐志斋收集，并在《特辑》中首次发表，显得特别珍贵。

《特辑》承《全唐文补遗》的一贯体例，因收入千唐志斋近年所得全部墓志而稍作变通，将唐以前和宋以后墓志六十多方，作为附录收入，是妥当的处置。这些墓志中，确有一些很重要的文献。唐前所出弘农杨氏的多方墓志，王庆卫先生已经另作文考试。李清臣撰范仲淹妻张氏墓志，涉及范氏家室生平关系至大，就不必我再费辞言了。范杲（小传作范景，恐误，杲为宋初名臣范质子）撰刘温叟墓志，对于五代史研究关系至大。我先前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未能利用，是很可惜的。其中关于刘岳家世和温叟知贡举始末的记录，尤其珍贵。

当然，《特辑》在体例、标点、作者等方面，仍有一些细节出入。如因为全部唐墓志均按照时间先后编次，以致卢载、崔从、崔沆、柳雍门等有二篇之作者，均两次列目，有失《全唐文》作者归一的原则。标点之出入，如244页《崔氏墓志》“以山越叛，换裴君实施于戎事，以疆场之近，而夫人不获乎偕行”，“换”当作“涣”，应连上句读，“疆场”应作“疆埸”。未见拓本，可能是原本如此。再如358页《唐故巨鹿魏府君墓志铭》“曾祖知南府，皇守侍中、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其下文求之，知为玄宗相魏知古，“南府”二字不可解，可能属于误录而失校。182页《崔氏墓志铭》“父神基”保存了“基”字末笔的阙笔，也没有必要。以上诸点均属细节出入，并不影响全书的基本质量。

石刻文献多数都属于私家文献，但因为写于特定时地，为特定原因写作，与史书之为官方史家系统整理成史者有很大不同。墓志当然是为死者盖棺而作的作品，具有不可避免的掩瑕颂德的目的，即使称为谀墓也不为过。但若学者善于综合分析，去伪存真，也可以发现许多可以补充史实的重大记录。现在的墓志考释类文章大多是将墓志所述与史书比读，以资于解读墓志，若有与史书不同或者史书不载者，就认为可以订补史书。这种方法不能算错，但史书不能备载一个时代的所有鸡毛蒜皮的事情，墓志有而史书不载者非常正常，不必指责史书。对此，岑仲勉先生在《贞石证史》中已经有过经典的论述。本文即拟秉持此一立场，重点揭示本书中所包含的有资唐代文史研究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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