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展示历史巨变的魅力——读程中原等“历史转折三部曲

《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程中原、夏杏珍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35.00元

《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程中原、夏杏珍、刘仓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32.00元

《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程中原、李正华、王玉祥、张金才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30.00元

读程中原等由《前奏》、《决战》和《新路》三本书构成的“历史转折三部曲”，不禁想起朱熹说的，“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毛泽东早年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自己喜欢“事态百变”的历史，诸如楚汉相争，三国相争等等。朱熹、毛泽东所说，涉及到一个读史规律，即那些揭示历史变局过程的史书，总是别有一番诱人阅读的魅力。因为百变的事态，让许多生动的人物的登场或谢幕，这中间自然充满曲折和情节张力，在变局中孕育着历史的走向和命运，叙述得好还可以揭示启发后人的一些大规律。这样的史书，既可能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也可能同时成为通俗的大众读物。说到底，诱人阅读的魅力，来自历史变局本身的魅力。

“历史转折三部曲”，比较完整地叙述了1975年至1982年这八年中国变局的历史过程。这八年对中国的命运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人们说，20世纪中国，有三场历史巨变改变了中国，一是1911年辛亥革命，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是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转折三部曲”叙述的，就是第三场历史变局。但是，写历史变局的书，并不必然拥有诱人阅读的魅力，关键看是怎样去挖掘和展示的。

那么，“历史转折三部曲”是怎样去挖掘和展示以1978年为标志的这场历史巨变的魅力的呢？我觉得有两点比较突出。

第一，写透历史巨变的曲折过程。

任何一场历史巨变，都会有其发生在特定年份的标志性事件，人们常常把它称为历史转折。这就是1911、1949、1978三个年份在20世纪中国三场历史巨变中的特殊意义。但是，营造历史巨变魅力的复杂过程和深刻逻辑，却不可能是标志性事件所能包容的。因为“转折”并不能包含和代替“巨变”。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切割历史。渐进的量变，积累着巨变的历史魅力；质变的飞跃，释放着巨变的历史魅力。释放的短暂惊骇代替不了积累的复杂味道。为此，我赞成“三部曲”写20世纪中国的第三场巨变，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心点，往前拉到1975年，往后延到1982年，从而以更宽阔的历史视野来处理1年和8年的关系。就像主要作者程中原接受采访时说的，“三部曲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放到1975年到1982年这段历史中去考察，较之学界常见的单纯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更有历史的纵深感和厚重感，便于从宏观上透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转折的来龙去脉和划时代意义”。所谓厚重感和纵深感，其实就是更有味道也更曲折的历史过程的魅力。

更重要的是，“历史转折三部曲”把8年时间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以揭示这场历史巨变的全过程的时候，还贯穿一个从转折到新路的历史主题，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具体逻辑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理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转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朱熹说的读史当观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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