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语文品格——以一篇文章为例

中小学的语文课，有语言和文学两方面的内容。语言方面，是学会把话写通；文学方面，则是学会感受、品味、理解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并能写出具有一定文学性的文章。作文，是中小学语文练习的重要方式。老师是从语言和文 学两方面判断学生的作文水平的。语言方面，要求不写错别字，要求文理通顺，并尽可能简洁、准确，不拖泥带水、不含含糊糊、不写让人不知所云的话。至于文学方面，则看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是否具有文学意识、文学追求、文学意味。

强调文学批评的“语文品格”，就是要求我们在从事文学批评时，把话写通、写好。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语文”方面的问题，恐怕是比“学术”方面的问题更值得关注。话写不通、写不好，是今天的文学批评中并不罕见的现象，有着随处可见的低级错误。

空口无凭，须举例为证。而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批评文章，恰好可提供充分的例子。多年前，在旧书店买到《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这本书，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这是一本穆旦纪念集，收录了二十多篇回忆、怀念、介绍、研究穆旦的文章。书买回后一直未认真读。最近因为有学生以穆旦为论文题目，便将这本书找出，想仔细看看。应该说，对于研究穆旦来说，这是一本不无参考价值的书。但书中收录的蓝棣之教授的《论穆旦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一文，却让我读来颇感痛苦。这篇谈论穆旦诗歌的文章，至少有一万字吧。我硬着头皮读了三分之一，实在读不下去，只得放弃。说实话，这篇文章中的“语文问题”实在太多了，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不妨从我所读过的前面三分之一部分，举出若干例子。

蓝先生的文章，开头一句是“穆旦是40年代诗坛一位重要的有影响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翻译家。”这开篇之句，就是大有问题的。如果是对穆旦所知不多的人，一定会以为40年代的穆旦，就既是著名诗人，又是著名翻译家了。这里的“同时”，只能是“同”40年代之“时”。但实际上，在40年代，穆旦还只是一个诗人，并未成为“著名的翻译家”。穆旦是查良铮发表诗歌时的笔名。查良铮在50年代才成为一个翻译家。50年代初，查良铮从美国回来，发现无法从事诗歌创作了，于是便投身翻译。从1953年到1958年，被称作查良铮诗歌翻译的“黄金岁月”，而他的翻译作品，发表时署真名“查良铮”或笔名“梁真”。所以，40年代并没有“著名的翻译家”穆旦，50年代才有翻译家“查良铮”或“梁真”。作为穆旦研究的“专家”，蓝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常识，他之所以写下这种会误导读者的句子，还是一个表达能力的问题。仔细追究起来，这句话的“语文问题”还不只这些。“诗坛”后面应该有一“上”字，这其实是不能省的。而“重要的有影响的”，有两个定语连用，可算是叠床架屋，其中之一纯属蛇足。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蓝先生写道：“猜想起来，他是把几位优秀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作为人类的文学遗产来介绍的。”这“猜想”实在“起来”得匪夷所思。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几乎翻译了普希金全部的诗歌，翻译了拜伦的74首短诗和长诗《唐璜》，翻译了雪莱的74首诗、济慈的75首诗……在查良铮心目中，这些诗歌不是“人类的文学遗产”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接下来，蓝先生又说：“或许我们可以说，翻译介绍浪漫主义诗人是他的职业，而创作现代派诗歌是他的生命体验，是他那复杂的思想感情和不安的灵魂的痛苦追求。他的诗对他来说是更内在和更真实的。他的诗所表现的，是他深层的文化心理。”这番话，是否切合诗人穆旦和翻译家查良铮的“实际”，姑且不论，单是“语文”方面，就问题颇多。“创作现代派诗歌是他的生命体验”，是说创作过程本身是一种“生命体验”，还是说创作所表达的是“生命体验”？“是他那复杂的思想感情和不安的灵魂的痛苦追求”，就更让人费解了。“复杂的思想感情”是否与“不安的灵魂”共同作为定语修饰“痛苦追求”？如果是，那么，“复杂的思想感情的痛苦追求”又作何解？如果不是，“复杂的思想感情”就只能与前面的“生命体验”并列，共同作为“是”的宾语。但“创作现代派诗歌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这又成什么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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