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从1961年问世伊始，直至 21世纪的今天，可以说聚讼不断。该书问世的同一年，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就发表长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文章参见《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批评夏志清在书中表现出的主观化和非科学化的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初，当这部书的中文繁体字版通过零星的渠道流传到大陆学界之后，也曾引发过一次颇具规模的批评声浪。1983年，《文艺报》、《鲁迅研究动态》等报刊纷纷发表批判文章，指斥该书的政治立场和文学偏见。

但是这些批评都无法阻碍书中的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界的播散，更无法阻碍它对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我至今仍旧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自己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时从老师那里借到香港版的《小说史》的兴奋心情。当时现代文学界正致力于“重写文学史”，夏志清的小说史中对现代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论述，以诸种或隐或显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学者重估现代文学的视野。无论是赞同还是质疑，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很难回避与夏志清《小说史》中所阐发的观点进行对话或潜对话。到了上世纪末，《亚洲周刊》邀请全球知名学者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前十二部小说（《呐喊》、《边城》、《骆驼祥子》、《传奇》、《围城》、《子夜》、《台北人》、《家》、《呼兰河传》、《老残游记》、《寒夜》、《彷徨》）的十位作者中有九位是夏志清在《小说史》中设专章讨论过的。惟一漏掉的是萧红，原因在于当时作者尚未读到她的作品，而后来夏志清曾专门给予《呼兰河传》以最高的评价：“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436页）《亚洲周刊》的评选结果验证了夏志清的历史眼光，或许同时也在证明：夏志清当年的论断已经充分影响了后人筛选20世纪小说经典的视野。

2005年，《小说史》中国大陆简体字版终于问世了。透过其间纷纭变幻的历史时空，在今天重新阅读此书，可能有两种观照方式。一种是经典化的观照，毫无疑问，这部《小说史》经过四十余载的阅读和检验，已经获得了文学史经典的地位，其中预设的文学史观、价值尺度以及对现代小说家的具体评价都可以采取经典的眼光去观照；而另一种观照则是所谓“再历史化”的方式，这是因为这部小说史依旧正在参与着当今文学史观念的建构，而且随着更多大陆学人对简体字版的阅读，它将继续影响当下的文学史写作图景，影响今天的批评标准，用王德威在《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的话说，“此书仍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关”（31页），仍然在与当下的文学理念和方法论构成着对话关系。而这两种观照方式——经典的眼光和当下的视角——之间或许存在着矛盾和张力，却也恰恰验证着这部《小说史》所具有的经久生命力。

夏志清在书中习用“视景”（vision）一词，我们的问题也不妨从追问这部《小说史》中的内在视景究竟是什么开始。

在《小说史》初版序言中，夏志清强调：“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在回复普实克批评的长文中，他再次重申他的小说史基本理念：“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391页）这种“作品的文学价值”原则构成了《小说史》最重要的内在视景。

经历了这些年“新历史主义”以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历史谱系学的洗礼，从“再历史化”的角度上看，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于去追问：夏志清所坚持的这种“作品的文学价值”所参照的是什么尺度？怎样确定文学价值的高低？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应该说，“文学标准”与“文学性”是历史性的范畴，夏志清所坚守的“文学价值”也并非不言自明的先验存在，其标准及其产生的历史性仍有待分殊。王德威在《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把夏志清写作《小说史》所处时代的这种历史性勾勒了出来，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渗透在《小说史》字里行间的那个被19、20世纪西方文学史所建构的李维斯（F.R.Leavis）意义上的所谓文学“大传统”，以及夏志清本人从导师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那里所师承的“新批评”的方法论。西方文学的“大传统”以及新批评的理论视域编织了夏志清文学价值观的内在视景。即使对夏志清创作《小说史》的历史时段所流行的文学理论背景不甚了了的非专业读者，也能从《小说史》中大体捕捉到其作者所师法的文学传统，感受到作者所依据的文学经典图景显然是西方文学正典。而更专业化的读者或许要追问夏志清据以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谱系所参照的微观坐标和具体操作尺度到底是什么，那么夏志清的下面一段话或可以让我们略窥一斑：“劳伦斯在他的《古典美国文学研究》一书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于有想像力的作家，可谓金科玉律：‘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照此说法，那么一般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显得平庸，可说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福利之故了。”夏志清对现代中国作家的这种“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福利”现状，还是抱了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认为“以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环境看来，这或许是应该如此的。……中国的作家实在别无选择，惟有服务于自己的理想”（319页）。但是，这种文化和历史环境，毕竟导致了“中国现代作家中只有两三位特殊的例外，有足够的天分和想像力，能够无视于‘时代精神’的要求，在写作的道路上自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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