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评梅新林新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

我与梅新林先生本无交往，以前只是陆陆续续地注意过他的一些论文和著作，另外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简单地交谈过几句。2004年，想不到我有幸地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当我拿到沉甸甸的两大本正反面都复印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的论文（复旦大学出版社已于2006年12月出版）时，着实吃了一惊。吃惊的不只是拿在手里感到分量重，而且是一看就觉得选题好；再一读，由衷地感到这篇论文确实非同凡响，于是就写下了如下的评阅意见：

这是一篇气势恢弘、论据扎实、力图建构一门新学科学术体系的优秀博士论文。

的确，我最欣赏的就是这篇论文立意高，明确追求创建一门新的学科，或者说，想开拓一片新的学术天地，并努力构建其学术体系。学术上的开门立户，绝非易事，这必须要有十分的才学，十二分的胆识，要真正具有学术上的自由独立的精神。做学问最糟糕的是，既无才学可支撑，又无胆识敢闯荡，常常匍匐于他人之下，不是“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就是“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大学读书时，王运熙老师讲到《史通》的《六家》时说，古代的历史著作从记言之《尚书》，到记事之《春秋》，到编年之《左传》，到国别之《国语》，到通古纪传之《史记》，到断代纪传之《汉书》，乃至后来的纲鉴体、纪事本末体等等，“诸史之作，不恒厥体”，不断创新，自立门户。这一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一时间，我也妄想在学科的交叉上动脑筋，来点创新，想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路数与文学史的编写结合起来，搞“中国文学史学”。现在看来，这真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搞了一阵子，不久就“文革”起，使我的美梦彻底破灭。当然，归根到底是我的才力毕竟有限，不足以开出一条新路。不过，想走新路的念头却由此而从未在我心头泯灭，还是不断地想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正因此，这部明确表示要开创新学科的书稿，引起了我的共鸣。退一万步说，即使他如今所建构的学术体系还不很成熟，但他的这种积极、自觉地开创新学科的意识也是我由衷钦佩的，因为我们的学界还是太缺乏这种创新的精神。更何况，他如今创立的“中国文学地理学”还是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呢!

当然，学科的创新不等于胡来，决不是随心所欲地标新立异。这必须要收集充分的材料作基础，要自立原创的理论来支撑，要作好通盘的梳理成体系。在这三者之中，恐怕是能提出自己原创的理论最为重要也最难。尽管没有详尽地搜集材料就不能煮无米之炊，未能系统地构建框架就不能造无梁之屋，但没有理论就没有灵魂，没有生气，所有的材料与建构都会显得零乱或平庸。相反，有了独立的理论，就能纲举目张，血脉贯穿，所有的材料与建构就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生气盎然。可是，中国学者的传统思维，是重感悟而轻思辨，在表述上常常好用形象比喻，或点到为止，将精到的理论隐藏深处，对系统的描述不感兴趣。随着近代西学的东渐，有的人一方面诟病传统的文学批评没有理论，不成体系，另一方面则往往仰视理论体系的构建而认为高不可攀，缩步不前。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往往也是有理论，有体系的，只是没有明确地表述而已。当然，我们假如能借鉴西方的理论思维与表述方法，就能取长补短。因此，我们现在不但要加强理论意识、体系意识，而且要加强这种理论意识、体系意识的表现。梅先生的这部书稿在这方面就显得非常突出。他建构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就是由“场景还原”与“版图还原”的“二原”说来加以支撑的。在这基础上，又提炼了“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密切配合，构建了一个多元、立体而又动态的网络，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书稿的理论性与体系性。这也就是我由衷钦佩的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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