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说《论语》——《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意义

《论语》作为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至深。从古到今，对《论语》的注释解读就没断过，相关文本数以百千计。在今天国内“读经热”、“国学热”的背景下，坊间关于《论语》的图书也日渐增多，北大学者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是眼下最受关注的一种。说一百人心中有一百种《论语》读法或许并不为过，比较这些不同读法，应当是件有趣味也有价值的事情。

——编者

诚如李零自己所说，他是靠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这“三古”吃饭的。他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看家本领”，通过精湛细密的训诂考据，还原了《论语》和孔子的本相。但正是此点，引起了一些不满，认为此书“只是训诂”、并贬低了《论语》、孔子的思想、文化意义。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此书的意义所在。

在“五四”以前的千百年间，《论语》一直是儒学、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孔子一直是“大成至圣先师”，二者自然一直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五四”以后的几十年间，《论语》与孔子骤然一落千丈，但近些年却又突然“走红”，大有再成“圣经”、“圣人”之势。在这高低反差极大的起而又落、落而再起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这些“背后的因素”甚至起了关键作用。

然而，这种起关键作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在以“文本”为基础、依附的阐释中发生、演变、展开的；在历史、思想史的进程中，对“文本”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往往掩盖、遮蔽了“文本”的本意，更掩盖、遮蔽了在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因此，对“文本”的训诂考据不仅还原了其原初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还原”过程中一层一层剥去了在漫长历史中层层附会、越来越浓厚的绚丽油彩，揭示、显现了其背后的社会因素。正如李零所说：“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孔子是‘人造孔子’。现在的孔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他强调“活孔子和死孔子，就是不一样。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现在，什么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这种“打假”，就是通过对《论语》的“历史性”而不是“义理性”解读。在他的分梳中，“活孔子”“一辈子都生活在周公之梦当中，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可笑也可爱”，而“死孔子”“基本上是老子说的刍狗，今人说的摆设、道具和玩偶。历代皇帝都捧他，越捧越高，也越捧越假”。这种“越高”、“越假”，就是意义的不断附会、层层叠加。通过对“死孔子”的标本分析，李零得出了与“五四”反孔者基本相同的结论：“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帝王）的“独尊儒术，目的不在复兴学术，而在统一思想，令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千百年来，影响、支配、掌控人们思想的主要是“死孔子”，所以对“死孔子”的剖析更有意义。

批评李零此书“只是训诂”，还表现出了“义理派”对经典训诂工作的不屑。其实，“义理派”的陈义虽高，却极易流为束书不观、游谈无垠一路，那种凌虚蹈空建构起来的宏大理论、体系，倘落到实处，很可能有害。有鉴于此种学风之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批评说：“明人讲学，袭语灵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所以他强调学者必先穷经，欲免迂儒必兼读史。实际上，放谈心性的王阳明自己早就认为那些以己为师、喜欢放言高论的游学之士可能为害不浅，自己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很可能是“跳蚤”：“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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