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书目中的“杂家类”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互相论战，百家争鸣。杂家学派应时而生，代表人物如吕不韦、吴子等人，著书立说，活跃于当时的社会政治舞台之上。西汉刘向、刘歆在整理西汉前的文化典籍，编撰我国第一部书目《七略》时，在“诸子略”中专设杂家一类，与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小说家各学派并列，使之在书目中占据应有的地位。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时对《七略》的体例只作了很少修改，“杂家”一类共收录二十家，四百三篇，如《吕氏春秋》、《尸子》、《淮南子》等杂家著述。认为“墨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一也。及盪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也承认杂家之作为一个学派的独立性，并且专收杂家著述。

《隋书·经籍志》，子部虽不称家，但也是诸子百家之意。“杂者，兼儒墨之道，以见王者之化，无以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称也。放失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虽承认杂家为一家之学，但在收录的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著述中，许多根本与杂家无关的图书，例如《皇览》、《书钞》、《类苑》等类书和其他图书一也收录于杂家类，造成了著录的混乱，已基本丧失了“杂家”之实。而且站在正统的立场上，对杂家作了不切实际的指责。

宋代的《崇文总目》，子部杂家类收录三十九部，四百二十二卷（实为四百二十卷）图书，所收基本上属于杂家著述，较《隋书·经籍志》更接近于《汉书·艺文志》之设立作为一个学派的杂家的本意，但收录的范围较《汉书·艺文志》广泛些，这反映了随着历史的发展， “杂家之言”著述的增多。

元代的《宋史·艺文志》将杂家置于诸家之末，在类目的安置上降低了杂家的地位。清代黄虞稷编撰《千顷堂书目》，于“杂家类”下有小注云：“前代艺文志，列名、法诸家，后代沿之。然寥寥无几，备数而巳。今削之，总之曰杂家。”这样，“杂家”之作为一个学派在类目上已不存在了，“杂家”成为收录杂、名。法诸家著述的一个类目。虽仍名曰杂家，但已名实不符。《明史·艺文志》仅对《千顷堂书目》所收图书作了较大的删消，“杂家类”小注一仍《千顷堂书目》。这种类目之间的调整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更复杂了。

集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之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于子部“杂家类”下有小序云：“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焉。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冐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著录。后人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为《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今从其说，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辩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这个小序总结了自古以来书目关于杂家的立类和著录情况，也阐明了《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立类的缘由。在“杂家类”中，作为学派的杂家的著述被收录于“杂学”类，其他诸家，如名家、纵横家、墨家均附此类。至于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五类，则与杂家毫无相关。《七略》、《汉书·艺文志》等之列杂家一类，专收杂家著述，名实是相符的。《隋书·经籍志》、《千顷堂书目》，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的杂家类，已完全改变了原来设置杂家类的本意，使之由一个学派而变为“无所不包》”的类别。这种类目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况的。西汉武帝时，为了达到统一政治思想，巩固统治示政权的目的，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家思想在社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杂家、墨家、名家、纵横家、法家诸家，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衰微，一些著述也逐渐亡佚。若仍拘泥于《七略》、《汉书·艺文志》等为上术诸家专设门类的作法，那么分类体系就显得不合理，类目的调整势在必行，将上述诸家并为一类，自有其客观的依据。这种作法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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