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为何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葛兆光教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讲演

第四，对于王朝作为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文化认同，好像也有问题了。古代中国对于世界和国家的看法，和其他民族与地区为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如何延续到现在的中国国际政治观念？历史上只有一个简单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

很多过去天经地义的前提或预设，都在被质疑。可是在中国，由于这些前提或预设都与政治合法性相关，而政治性话题很难在公众社会和学术世界中表述，制度性的问题又主要是行政官员的事情。所以，知识界习惯的仍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可是过去的哲学史或者思想史——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思想史好像是“大号哲学史”——是否可以理解中国的思想、信仰和知识？那种唯物对唯心、进步与落后样式写出来的思想史，是否可以重现古代场景，是否可能回应当代的思想关怀？我一直强调，过去中国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建立系谱（书写正当性思想的脉络）”和“表彰道统（对于正统思想的凸显）”，意识形态性很强，所以必须改变，思想史写法的改变，在中国实际上就在破除固执的旧观念和旧方法的笼罩。

最后是第三点。近几十年来，新资料在不断增加。197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国内新材料，对以前的思想史脉络构成挑战。比如马王堆、张家山、银雀山、走马楼、郭店、里耶、悬泉置考古发现的简帛资料、西洋和日韩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的引入、各种图像资料的解读，电子出版物的增长，给思想史提供的边缘资料，迫使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应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改变过去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既成脉络和固定结论。傅斯年当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史学变化的最简单途径，一旦史料扩充了，历史就不同了嘛。可是最近几十年，思想史不需要那么麻烦地到处去找东西，很多新材料新文献很现成地就来找思想史了。如果容许我简略概括，有几点很重要：第一，让我们“重返古层”，这里我用了日本丸山真男提出的概念，就是思想和文化的深层和下层，因为近年来考古发现、边缘史料、图像资料越来越多，让我们关注到了少数精英之外；第二，让我们“走出疑古”，这是李学勤先生的说法，虽然这个提法有些片面和极端，不过，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趋势或者启示，现在包括清华简在内的很多材料，就是在催促我们改变观察历史的方法；第三是“发现四裔”，各种各样来自日韩蒙越的新文献，让我们开始注意到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的互相观察，也注意到由于“朝贡体制”或者“册封体制”下的中国和周边的微妙关系，更注意到汉族中国以外的各种文明、宗教和礼俗在汉族中国的投影。所以，开始反省原来研究的偏向，开始意识到过去中国的“中国”研究所忽略的那些“四裔”，也就是傅斯年称为“虏学”的学问。

因此，学术界出现了和西方学术界很不同的取向，如果说，西方历史学界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则出现了很强烈的、至今持续的“思想史热”。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将来为什么还会重要？

这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状况有很大的变化。要使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成为社会关注中心，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即他们能否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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