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

中国文学发展是否有其自身规律，这是文学史家们十分关注并努力探讨的问题。有了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才能建立起比较正确的文学史观，从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上发生的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文学发展提供借鉴。文学史观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文学的事实认定和价值评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之一。探讨这一文学史观的形成过程及其现代意义，对于促进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开创21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不无现实意义。

1、对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并不始于现代。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便有比较清醒的文学史意识。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序》云：“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意，不能代雄。”他已经认识到了文学新旧代嬗的发展规律。刘勰“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其中不乏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揭示。不过，他们在探讨文学发展规律时都没有把一个时代与一种文体联系起来加以总结。尽管沈约有“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之说，刘勰也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心雕龙·时序》）之论，但他们所说“文体”均指语言体式，而非文章体裁^[1]。

真正明确意识到文体（文章体裁）与时代的联系并把文体递嬗和时代变迁结合在一起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的是元人。例如，虞集便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孔齐《至正直记》卷三引）这里，虞集实际上已经将文体与时代联系在一起，并初步提出了文体代嬗的思想，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思想的先河。由于虞集是元代前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的“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并以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元之乐府（杂剧）为各代之“绝艺”的思想的影响也就特别巨大而深远。元人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袭用的便主要是虞集的观点，只是将“宋之道学”改为“宋词”。既说“世之共称”，说明虞集“一代有一代之绝艺”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事实也是如此，例如，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便认为：“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草木子》卷之四上）除了补充提出晋代以字传世外，其他意见与虞集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叶氏同时还比较了唐宋诗词的优劣，他指出：“唐之词不如宋，宋之词胜于唐，诗则远不及也。”肯定“宋之词胜于唐”，实际上表明他对“世之共称”的宋词的青睐和对以道学为宋之绝艺的保留态度。

明代文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元人的“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的文体代嬗发展观，他们将文体与时代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文体的选择决定了作家的成就和地位。例如，胡应麟便认为：“自春秋以迄胜国，概一代而置之，无文弗可也。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即以马、班而造史于唐，李、杜而掞诗于宋，吾知有竭力而亡全能矣。”（《少室山房类稿·欧阳修论》）显然，胡氏所确定的各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只是综合了元人的意见，而他对文体的时代意义的认识则超过了元人。

明人在接受元人文体代嬗发展观的同时，还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努力探讨这种代嬗的规律。胡应麟说：“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诗薮》内编卷一）这是从文体自身的发展演变来探讨文体代嬗的原因。“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则说：“《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艺苑卮言》）这是从文体与音乐以及创作与接受的关系入手来探讨文体代嬗的原因，都是对元人文体代嬗思想的补充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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