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如何编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各类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超过220种。学科初创阶段，显示出艰辛与稚嫩；70年代末至80年代，显示出思想解放带来的拨乱反正、突破创新；90年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显示出学科走向成熟的稳健步履。回顾80余年的现代文学史编撰历程，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有种种遗憾应该在今后的编写中予以弥补。

文学史作为一门历史，应该生动地反映历史原生态：作家、批评家、翻译家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创作与个人生计、文化市场、社会生活的关系怎样？譬如张恨水最初为了生计而同时赶写多部长篇小说，当其作品在大江南北走红之后，用稿费在北京买下了一个包括7个小院的大院落；而到了抗战期间，他迁徙到重庆，只能栖身于漏雨的茅屋。更不幸的是邹韬奋、萧红、王鲁彦、朱生豪等，在日寇点燃的战火中受尽病痛的折磨，最后不治而逝。现代文学的传播方式迥异于古代文学，往往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结集出版。那么，与现代文学关联密切的报纸、杂志、出版社主要有哪些，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起到了哪些作用？现代文学史上有哪些活跃的社团流派与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表现了怎样的社会文化内涵与精神风貌？现代文学的读者群有怎样的规模与类别，现代文学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社会效应，譬如对国语的影响，对写作水平的影响，对社会心理与社会生活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文学史著作应该提供活生生的历史原生态，使读者通过阅读，了解现代文学史的基本事实，留下鲜明的印象。

历史纷纭万象，不可能都进入叙述，这里就有一个遴选的标准问题。相当长时间里，政治甄别是文学史编述的一个基本原则。文学的发展固然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史不能不涉及政治因素，宏观如文化政策、审查制度、政治事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微观如作家的政治身份、政治态度对其文学活动的作用。但文学史毕竟是文学史，一个历史人物能否进入文学史，在文学史上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不应简单地取决于他的政治身份与政治态度，而且还应该看他的文学建树。譬如王国维对于新文学的先驱作用，不能因其保皇党的政治身份而被抹杀。戏剧活动相当活跃的张道藩，也不能因其当过国民党高官，就对其视而不见，或者只是给他勾勒一幅漫画形象。

其实，文学论争不过是文学发展中不同文学观念的矛盾冲突而已，并非所有的文学观念都有政治背景，都有明确的阶级属性。有些文学观念，不能简单武断地将其归属于哪个特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梁实秋的人性观曾被当作“买办资产阶级的论调”而大批特批，这种定性并不妥当。文学论争固然有助于不同观念、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融会，进而推动文学的发展。但文学的进步归根结底有赖于创作实践。文学发展的标志不是文学论争，而是文学作品，能否入史、臧否褒贬、评价高低的主要凭据应是创作与批评的实绩，而不是论争的立场，评价的标准应有历史的眼光（是否有益于社会进步）与宽容的态度（公平地看待不同风格）。

文学史叙述总是需要一定的框架，框架的设定应该从历史实情出发，而不是从先验的观念出发。80年代以前，现代文学史被描述为新文学史，创作量与发行量巨大的通俗小说被排除在外。这种情况近年来始得纠正，有的文学史将通俗小说与新小说、新诗、散文、话剧在章节的设定上给予相同的“国民待遇”，有的小说史还为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单独立章，更有专门的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问世。但旧体诗词仍被视为另类，绝大多数文学史著述除了述及鲁迅、郭沫若等生平思想时偶有征引之外，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文体是不予理会的。实际上，许多现代作家都擅长旧体诗词创作，如柳亚子、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朱自清、俞平伯、老舍、张恨水、臧克家、顾仲彝、施蛰存、芦荻、聂绀弩、端木蕻良等，另外，还有一些政治家与学者也留下了不少旧体诗词，如毛泽东、董必武、陈毅、冯玉祥、张学良、苏步青等。旧体诗词的创作不仅显示出传统文学的强大生命力，而且其中透露出现代人幽深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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