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启蒙

任何民族的文艺传统，事实上都由经典文艺（或称雅的上层的文艺）和民间文艺（或称俗的下层的文艺）共同构成。经典文艺由文人士大夫们创造，井通过准确的理性符号形式记载下来；民间文艺大多为乡野市井的即兴之作，并且通过粗糙的口耳相传的形式得以流传。二者在内容与形式上虽然互相影响、渗透，但其创作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民间创作特别体现出直观的悟性，较多追求纯娱乐的感官享受；限于生存的需求，又强调实用性的满足。作为农家子弟，毛泽东一开始便接受着民间文艺传统的薰染。

满八岁那年，他跟随母亲到外婆家去拜年，正碰上耍狮子——这是农民在喜庆节日里一种传统的群体文化娱乐形式。欢乐的艺术氛围，感染了少年毛泽东，他脱口而出，赞了四句。“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①烧，肉放烂些煮”。几句家常的原始的口头文学，道出了一个乡村少儿在年节时的欢快心态，也反映出浅近的价值取向和实用的生活情趣。

1902年至1909年，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六处私塾上学。其间因与父亲发生冲突辍学两年，在家务衣。他当时所读的书，是经典文化民间化了的儒家的“四书”“五经”之类。这类作为文化知识启蒙的课本，无疑反映了下层大众对上层正统文化价值取向的认同。毛泽东的发蒙之作，自然是《三字经》，此后还点读了《许经》、《论语》、《孟子》、《史记》、《汉书》，以及王世贞根据朱熹《通鉴纲目》编写的《纲鉴类篡》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还读了《春秋》、《左传》。毛泽东后来曾反复谈到他青少年时期如何接受了孔夫子的影响。1964年8月18日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便追忆起这段私塾生活，感慨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

他那时相信孔夫子，只是因为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文化启蒙的必然选择。但这毕竟不是青年毛泽东所受影响的全部内容。从其个性而言，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影响。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他直言不讳的表白，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①

他当时最喜欢读的，是《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以及象《水浒传》这类被上层的经典文化排斥在正统之外的“禁书”、“邪书”，由于老师们也“憎恨”这些作品，他只好偷偷地读。其中许多故事他说当时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和同学们讨论，“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这些作品虽然都由文人最终加工完成，并在某些方面倾注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但其中大部分故事雏形，都来自老百姓的创造，早就在民间流传。更多地反映了底层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艺术形象的塑造方式。所以，村里的老人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诉”。毛泽东还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

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明显逆反的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其普遍性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象神话传说是人类儿童期特有的文化精神现象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

①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第81页。①本节以下引毛泽东语，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说和魔幻小说，特别是以理性刻板的形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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