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与大众——文艺发展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两个明显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对救济世危、改造社会的“大本大源”的寻求，转变为对各种各样的“主义”的潜心探索。第二个变化，是随着变革意识的加强和对行动哲学的推崇，对一切新的文化现象、文学现象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两个方面其实也是互为一体的，它们共同影响着青年毛泽东的文艺观的演变。

“主义”，大概是“五四”前后思想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外来词汇之一。对当时的先进知识青年来说，寻找救国之道与寻找主义是差不多可以互换的表述。用毛泽东的话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①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研究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各领域的各种主义，各种学说，是1918年下半年到1920年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一个极为迫切的思维中心和压倒一切的学习目标。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明确提出该会的原则是“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是年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问题研究会章程》，说得更明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研究之主义：（一）哲学上之主义，（二）伦理上之主义；（三）教育上之主义；（四）文学上之主义：（五）美学上之主义；……”到1921年2月，在新民学会会员的一次聚谈中，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主张，学会的共同行动是研究主义，“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当然没有另外的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除原有的学术上的各种主义以外，他还加上了“政治”、“经济”上的主义。这表明他的探寻从纯理论向现实倾向转化。

从健学会、问题研究会到新民学会，作为发起者，青年毛泽东都如此热衷于“主义”的研究，并且始终没忘掉文学和美学。1921年2月在新民学会会员的聚会中，他说自己“文学虽不能创作（大体指当时流行的新文学样式——引者注），但也有兴会”。从当时的背景看，这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无关系。他组织问题研究会，就是受胡适提倡的解决社会人生的切要问题的影响，并且多少透露出胡适派的实用主义的痕迹，但他并没有把问题与主义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来。不过，尽管他研究主义是为了寻救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途径，而且也从事着大量的社会实践，但他当时的思路和主张，却是以学理解决问题，而不是从实行解决问题，理论与实践没有获得完全统一，根本上反映出他的世界观未完全确立，理论的探求还不彻底，还缺少一个牢实的支点。就象他1920年3月14日给周士钊的信中所表白的那样：“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这样的思想状况，也使毛泽东时当时译介过来的文学、美学上的种种主义，还没有一种明确固定的选择和评价。从倡变求新的思路来看，由于西方文化不断走进青年毛泽东的视野，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使他产生了两方面的新认识。一方面，他对传统文化在当时的消极影响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批判意识，认为国人“思想太旧，

①1920年11月底致罗章龙信。

①道德太坏”。之所以说他只是“某种程度”的批判意识，是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极端地鄙夷过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没有产生过以西方文化代替中国文化的想法。在“五四”前后这个最易完全倒向西方和极端反传统的时代，他仍然相当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而且，“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年，③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因此，在文化类型观和文化发展观上，青年毛泽东基本上是一个二元并行论者。另一方面，正是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考察中，他认为西方文化就是因为有文艺复兴那样的“雷电一震，阴噎皆开”的文化变革，才不断有新创造、新发展、新气象，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④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由此在与同学好友聚会时，他强烈地希望国人中出现大哲学家、大化理学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境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洗涤国民之⑤旧思想，开发新思想”。甚至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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