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肇端，它不但广泛而细致地反映了先秦社会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先秦礼乐文化的一个标志。《诗经》显示了中国早期文学的卓越成就，它所确立的比兴手法，对中国传统诗学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诗经》的收集和功用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集诗歌305篇，另有6篇有题无辞的“笙诗”。除了《商颂》几篇颇有学者认为是商代的作品外，其余作品出自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余年间，产生于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诗经》既有来自贵族士大夫阶层的诗，也有来自普通百姓的歌谣，所以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和感情因素十分复杂，既有民族历史、朝廷礼仪、战争宴饮，也有家庭生活、田野劳作和爱情吟唱，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

《诗经》的作品来源广泛，绵延数百年，那么，它们是如何被采集，又是如何被编定为一部诗集的呢？对于诗歌的汇集，古人有“献诗”、“采诗”两种说法。所谓“献诗”，是说周王朝在政治生活中，有要求臣下献诗的制度。《国语·周语上》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献诗的目的，从天子的角度来说，是“观民风”（《礼记·王制》）；从臣子的角度来说，则为讽谏。这一说法认为王朝治理国家的需要产生了诗歌，并为此而设立了专门的制度，这其中显然包含着浓烈的理想色彩，未必是真实的。“采诗”之说，出自汉人，班固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又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一般说来，朝廷收集诗歌，最初主要是用于祭祀或宴享等礼仪活动，后来可能也用于娱乐或政治目的。周朝廷掌管音乐歌谣的主要是“瞽”或“太师”，他们是属于巫祭系统的官员，因此他们也是最初的诗歌的专职人员。《诗经》中的一些祭祀诗歌可能出自巫瞽之手，但大部分诗歌都是分布在各地的民间歌谣，如果没有“采诗之官”是很难汇集到朝廷上来的。有些出自于公卿大夫之手的诗歌也可能经过了“采诗之官”的采集和献纳。至于“采诗之官”具体有何人担当，古代除了“行人”外，还有“瞍矇”、“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等多种说法。“采诗”说较“献诗”说皆无更进一步材料予以证实，但相较而言，“采诗”说似乎更符合古代的文化状况。当然，在朝廷十分重视诗歌的情况下，两种搜集诗歌的方式并存也是有可能的。那么，诗歌的编辑，除了前所说的由太师“比其音律”外，就现存的《诗经》传本的编定情况来说，更有影响的是所谓的“删诗”说。汉人认为《诗经》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也就是认为，孔子从周王廷原所储备的三千首诗歌中挑选出305篇，并对其音乐做过整理，然后成为现在的样子。但这一说法也并非完全可信。春秋时期士大夫普遍有赋诗、引诗的习惯，从《左传》中看来，他们所赋、所引的诗基本同于现存的《诗经》，只有少量的超出现存《诗经》之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聘鲁时曾观乐，从他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周乐”在目次的排列上，基本和现存的《诗经》相同。此外，孔子在《论语》提到“诗三百”，这也说明“诗三百”在孔子之前已基本成型。孔子所能做的事情，大约只是在音乐或文字方面对“诗三百”进行加工整理，并用它教育学生，最终确定了“诗三百”的儒家经典地位。那么，《诗经》的编定者应该还是周王朝的巫官或乐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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