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

楚辞是屈原的个性精神和南方楚文化结合的产物，它思想深沉，风格绚丽浪漫，有着独特而灿烂的精神魅力，是中国文学史上瑰丽的珍宝。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楚辞和《诗经》并肩垂范，以其各异的精神品质、美学原则、创作方法，共同哺育了历代诗人，并造成了中国古代诗歌风格多样、众彩纷呈的局面。

第一节 楚文化和楚辞

楚辞是奇异的楚文化的产物。楚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楚芈姓贵族在商一直受到排挤，而不断向西、南迁徙，并于周初来到汉水流域。楚虽然臣服周朝，但由于地处偏远，在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改革中，与周朝拉开了文化差距。楚地土著濮、越、巴、蛮等部落民族也有着自己的文化，他们信巫鬼，生性浪漫，原始祭祀风尚浓郁。因此，楚在相当的时期内被中原诸国视以为蛮夷。另一方面，从西周到战国时期，楚国在与中原的交往中，也深受中原礼仪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熟悉中原典籍，对礼乐文化有着极高修养的士大夫和史官。如春秋时楚国的申叔时对《诗》、《书》、《礼》、《易》、《乐》、《春秋》的见解就很有见地[33]。总之，楚文化是多重文化交融的结果，虽然一些杰出的士大夫熟稔中原文明，但比起中原文化仍显示为“重淫祀”的特征。

多神灵、多信仰的楚文化中包含有浓郁的浪漫精神。楚国朝廷和民间的乐舞非常发达，从现在出土的实物和文献资料来看，楚国乐器种类繁多，如曾侯乙编钟在实际演奏时可能超过六十四件。与编钟同时演奏的可能还有编磬，一套编磬也达三十余件，在这种音乐伴奏下的舞蹈场面可想而知。楚辞中有多处关于楚宫廷和民间歌舞场面的描述，都很令人惊异。楚造型艺术亦具有很高的成就，特点非常明显。出现在竹木器、刺绣等上面的画纹、除了凤、龙、虎等动物形象外，还有很多神话或神界形象，如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等，都形象飘逸，姿态舒展。一些雕刻形象，如江陵雨台山166号墓出土的“虎座立凤”雕塑，以及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虎座凤架鼓”等，这些图象造型奇异，富于变化，线条流畅，色彩绚丽，显示了楚人卓越的想象力，以及浪漫而神秘的世界观。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战国后期，在楚国出现了另外一种诗歌样式——楚辞[34]。在广义上，它指以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而在狭义上，它专指刘向所辑录的以《离骚》、《九歌》等为代表的诗歌总集。屈原是楚辞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楚辞是楚文化和屈原卓越的思想、性情完美结合的产物。

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字原，楚贵族。曾任在楚国地位仅次于令尹的左徒之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可见深受怀王信任。当时有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心害其能”，当屈原正为楚国“造为宪令”尚未完成之时，靳尚欲夺而观之，为屈原所拒绝。于是靳尚便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大约于此后被降为三闾大夫之职。三闾大夫是一个掌管王族屈、景、昭三姓的官职，负责公族子弟教育和宗族事务。屈原还有可能于此前后被贬往或主动避往汉北一段时间。楚王由于受秦使臣张仪的欺骗，与齐绝交，后来又在两次伐秦的战争中遭到残败。秦国为阻止楚国和齐复交，曾答应楚怀王的要求将张仪交给楚国，张仪贿赂了楚王内宠而逃脱，屈原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在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之后，楚国地削兵死，越来越羸弱，在对秦的斗争中完全居于下风。据《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时秦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楚顷襄王继立后，子兰为令尹，由于受到楚人指责，便迁怒于屈原，“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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