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古典主义对七星诗社的批判和继承

马莱伯既然不是反对龙沙的思想倾向，那么他反对的只能是龙沙的创作理论和作品了。

毫无疑问，龙沙是法国近代第一个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模仿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阿那克里翁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写的4卷《颂歌集》（1550—1553），和模仿意大利诗人佩特拉克的3卷《情诗集》(1552、1556、1574)，使他成为法国当之无愧的诗坛盟主，整个欧洲的宫廷和人文主义者景仰的诗人之王。然而龙沙作为诗人并非完美无缺，他毕竟未能实现创作出堪与古代史诗媲美的法语史诗的宏伟目标。他认为法国之所以内战频繁，是由于缺少一部大型的民族史诗，因此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雄心勃勃地要与荷马和维吉尔相匹敌。在查理九世的授意下，他根据法兰西人源于特洛伊英雄的神话，模仿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写作《法兰西亚德》，企图用古代史诗的形式来表现法兰西民族的爱国主义。这种机械的模仿自然带有迂腐陈旧、矫揉造作的色彩，结果当然只能是失败，所以只在1572年发表了4章就难以为继，龙沙到1574年便又回头去写他拿手的情诗了。

某些人把龙沙的失败归因子他选材不当，法国著名的文学史家朗松（1857-1934）却认为他即使不写《法兰西亚德》也无法避免类似的错误，因为这是由他的气质和时代决定的：龙沙的气质是抒情诗人，毫无史诗的意识。其实维吉尔本人也写过富有抒情意味的《牧歌》和《农事诗》，可见问题主要不在于气质而在于时代：“龙沙弄错了体裁的定义：他把史诗当成了小说。他弄错了体裁产生的环境：他以为史诗是一种在一年四季任何气候下都能生长的植物。”[11]朗松说得不错，不过对此作出精辟论述的却是马克思：“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曲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消失吗？[12]

作品和创作理论是分不开的。《法兰西亚德》的失败，为马莱伯提供了否定龙沙的模仿论的依据。七星诗社和古典主义都主张模仿古人，但在模仿的方式上却大相径庭。七星诗社号召“法兰西人，勇敢地向这座富丽堂皇的罗马城进军……不顾一切地为我抢夺这座殿堂里的神圣的珍宝……”[13]它主张无论是语言还是作品都要把模仿放在首要地位，要模仿古希腊罗马的词汇、表达方式、形象和风格，这种一味模仿其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依样画葫芦的模仿。正因为如此，龙沙才写出了“《法兰西亚德》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序言……他教人们系统地掠夺古代的珍宝，把希腊人和罗马人放进安排好的章节，使模仿成了一种依样画葫芦的、粗俗而未经推敲的移植……这篇诗作成了一个希腊罗马的‘杂货’铺，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无关紧要的、华丽而又俗气的东西”。[14]这种模仿论本身已经成为古典主义者攻击的目标，何况龙沙的某些弟子又把这一理论推向了极端，写出来的诗歌浮夸晦涩，尤其是杜巴尔塔斯（1544-1590），他是个新教徒，在自己的诗中对《圣经》随意改写，胡乱发挥，文笔生硬夸张，严重地玷污了龙沙的声誉，等于为马莱伯的出场当了开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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