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

自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做《水浒传考证》以来，具有现代意义的《水浒传》研究才进入知识分子的学术视野。然而，直到今天，有关《水浒传》的作者、成书时间、早期传播等情况，大家仍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本来，学术研究没有必要将某一观点定于一尊，倒是欢迎人们对已有结论提出新的看法，得出新的结论，以推动学术发展。然而，学术研究毕竟应该遵循共同的学术规范，应该有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论证方法，不然，学术事业就很难健康发展。因此，旧有结论即使是定论也必须接受新材料新方法的检验，仅靠习惯或权威来维持是不可取的。本文拟从《水浒传》的早期传播入手，对目前学术界所讨论的相关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

近年来，石昌渝先生从《水浒传》著录情况及书中描写的名物（如“朴刀”、“杆棒”、“子母炮”、“腰刀”、“碎银子”、“土兵”）入手，探讨《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得出了《水浒传》成书于明嘉靖初年的结论。[1]虽然胡适、狩野直喜、聂绀弩、林庚、戴不凡、张国光等前辈学者也提出过类似观点，但石先生通过书中名物来考察作品成书年代的方法还是能够给大家以启发，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我始终关注着这些讨论，并对石先生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持同情和赞赏的立场。因为石先生的研究对几成定论的学术观点提出了挑战性意见，已经不限于一般性的逻辑推理，而是去努力寻找证据——直接的证据和间接的证据，使其结论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这正是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规范。

例如，石先生所云“今所见著录《水浒传》的文献都出在嘉靖及其以后”，描述的就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批评者尽管可以说，嘉靖以前可能就有关于《水浒传》的记载，只是因为文献散佚今人无法看到罢了。这样的批评并不能动摇由事实给出的结论，因为“可能”不是“事实”，何况还有相反的“可能”；科学研究的结论只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可能”的基础上。当然，提出“可能”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路，一旦循此思路发现了新的“事实”，原有的结论自然就应该修改了，而这种修改认定的依然是“事实”，而不是“可能”。

再如，石先生对书中名物的考证就每个具体名物而言，也许有些辨析不细、虑而未周，然而，由这些证据所组成的证据链却仍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其研究方法也能给人以启发。如果能够循此思路，运用这一方法，找到更多的证据，或可促进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即使有人从石文的考证中发现了这样那样的瑕疵，只要不能推翻其提出的所有证据尤其是核心证据，其结论就仍然可以成立。如石文说“《水浒传》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甚至用铜钱也罕见，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钞法之废，在弘治、正德间。……社会专用白银则在嘉靖初年”，即使我们从小说中找到了使用纸币的描写，在历史文献中发现从成化开始，在弘治、正德年间已经普遍“小额用银”[2]，我们还是不能推翻石文的结论。这是因为，《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石文讨论的是百回本《水浒传》的成书，而百回本《水浒传》无疑集合了前此流传的水浒故事包括文本，也就自然会保留一些以前时代的社会文化信息。况且石文在研究百回本《水浒传》成书时与《水浒传》的早期传播联系了起来，否定石文的结论也必须有《水浒传》早期传播的文献来做支撑，否则石文的结论就仍能成立。

1999年，石昌渝先生的《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一文发表后，我即推荐给研究生学习，并指导王丽娟进行《水浒传》早期传播的研究。在一年多时间里，王丽娟通读了与《水浒传》早期传播相关的文献，并进行了研究，写成《〈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一文，经我仔细修改后定稿，发表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上。因此，这篇文章也代表我对《水浒传》成书时间和早期传播的认识。我们认为：在现存文献中，最早著录和评论《水浒传》的是嘉靖时期的一批学者；根据《词谑》记载，通过考察崔铣、熊过、唐顺之、王慎中、陈束、李开先等评论《水浒传》的时间，可以断定《水浒传》写定成书和早期传播的时间下限不晚于嘉靖九年（1530）；通过对《词品》、《戏瑕》、《百川书志序》的细致分析，再结合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的梳理，推断出《水浒传》写定成书和早期传播的时间上限不早于嘉靖三年（1524）。这些结论是在对现存文献细致解读的基础上得出的，有相当说服力，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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