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诗歌体貌述论

清代以来论明初诗歌者，历来以刘基与高启并列。王世贞论元明之际诗坛说：“胜国之季，业诗者，道园以典丽为贵，廉夫以奇崛见推。迨于明兴，虞氏多助，大约立赤帜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气之雄，次及伯温。”[1]后经胡应麟、许学夷诸人反复引用，遂成诗歌史上之常识。但“声气之雄”是从体貌上论，便略嫌空泛。至陈子龙则从师承关系以论之：“元季诗多尚词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者冠。”[2]这是说由于刘基师法杜甫、韩愈，所以能写出格调高雅之诗作。明人顾起伦则强调刘基诗“并出骚雅”[3]的特征，说的是继承屈原与《诗经》的精神，怨而不失其正。至《四库全书总目》则将其诗归于“沉郁顿挫”。则刘基诗作的整体特征逐渐明朗起来。当然，刘基诗诸体皆备，各自的特点与成就也就多有不同，故又有以体论其诗者。沈德潜说他的诗：“乐府高于古诗，古诗高于近体，五言近体又高于七言。”[4]刘基由于并非以诗人自居，而主要以寄托情志，抒写不平为目的，所以他不太愿意受严格的诗律限制，故而对诗体相对自由的乐府、古体更为偏爱，同时也更能体现其苍深沉郁的特色。从此一角度说，沈德潜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言其乐府高于古诗还可以商量，从创作实际看，刘基的古体诗应该是写的最好，乐府诗体中有的的确很有特色，有的则模拟痕迹太浓，开了明代拟古的先河。沈德潜本人是格调说的倡导者，为诗也重视模拟，所以尤为看重其乐府的创作，但却并不符合实际。以下将结合刘基对于诗歌传统的继承、自身的人生遭遇以及诗歌艺术的追求等因素，分别论述他在乐府诗、古体诗与近体诗等方面的体貌特征及其成就。

一、 乐府诗：悲怨传统的继承与含蓄婉转的韵味

刘基的乐府诗在元明之际是颇有影响的一体。此时有3人在乐府诗创作上数量多且成就较大，一是杨维桢，共500余首，并由此构成了流行一时的铁崖体；二是刘基，共270余首；三是高启，共180余首。而在刘基的乐府诗中，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拟汉魏乐府古题之作，新题乐府之作与民歌体乐府诗之作。

在用乐府旧题时，刘基具有明显的尊体意识，这包括句式的选择与题旨的继承。如《上之回》在《乐府诗集》中古辞为三言句式，而后来七家拟作仅李贺接近古体，刘基亦一尊旧体，相同情况还有《朱鹭》、《长门怨》等。所谓题旨的继承就是在汉魏乐府所表达的内容与主题范围内所有发挥与拓展，从而既照顾到旧题的沿袭性，又有自我的寄托。而要做到此一点还是相当不容易的。以前研究刘基的乐府诗大都在探讨对元代朝廷与政治的讽刺，如钱谦益就下了很大功夫去发掘某诗刺某某的意旨，但更多的作品还是不能指实所刺对象。其实，刘基的乐府诗所寄寓的意旨比较宽泛，不一定要坐实特指某人某事，这不仅不会降低此类诗作的价值，反倒会使其引起更多更大的共鸣。比如：

枣初作花时，纂纂临路歧。八月枣成实，累累曜朝日。枣花纂纂蜂蝶翻，枣实累累人满园。严风萧瑟枯叶飞，蜂蝶不来人亦稀。[5]

长安道，送尽芳菲到枯槁。人生衰盛苦不常，何异长安道旁草？汉家将军初拜官，门前上客车班班。一朝世衰烟消歇，车轮无声马蹄绝。明年有诏封将军，依旧车马来如云。[6]

第一首“杂曲歌辞”，其题旨本为“荣华各有时”之意，但自梁武帝后便无人尊其本旨；[7]第二首自梁简文帝始大都是通过长安道咏帝都之繁华，只有唐人崔颢将其引伸为“人生富贵自有时”的新意。[8]刘基所写基本都做到了一尊旧体，前一首不仅照旧用五言，也没有离开“荣华各有时”的立意；后一首尽管改原来的五言为七言，但题旨依然沿袭咏长安道，只是借用了崔颢人生富贵盛衰有时的新意。但是他是有创新的。即二诗都从原来荣华有时、盛衰无常的概括转变为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咏叹。这种新意的开拓也许有时代的原因，元代社会是一个蒙古贵族当权，又将人群分为等级的制度，因而流行的社会观念便比较重实用，则对于权力的崇拜更甚一些，于是就有了以盛衰论人情的普遍现象。元代散曲中有一首无名氏的【双调】“山丹花”的小令：“昨朝满树花正开。胡蝶来。胡蝶来。今朝花落委苍苔。不见胡蝶来。胡蝶来。”[9]也是用蝴蝶与花开花落的关系来论人情冷暖的。从此一角度讲，这两首作品也许是确有所指的。但是，此种情况并非只限于元代，甚至不限于中国古代，在世俗层面上，趋炎附势永远是既令人感伤又令人无法回避的现象，则咏叹此类现象的作品便会有久恒的魅力。在刘基乐府诗中，此类作品还有《独漉篇》、《懊侬歌》、《短歌行》、《秋夜月》、《行路难二首》、《北风行》等等，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应该说是乐府诗重要的传统特色之一。有些作品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说带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像《鸣雁行》之讥讽大雁到江南蚕食，《野田黄雀行》之讥讽黄雀“众口齐啄稻为空”、《乌生八九子》之讥讽同室相残等，即可以视之为古代社会之普遍现象，但尤适合元代之社会状况。其《射虎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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