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的文献阐释与文人心态研究——罗宗强先生《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序

一

身处当今各种理论方法纷呈叠现，价值观念趋于多元的时代，搞历史研究的人不免常常陷于困惑之中。有时雄心勃勃，仿佛无论多么遥远复杂的历史事件，只要留有蛛丝马迹，我们都可以殚精竭虑地将其澄清重现，并发掘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但有时又令人疑惑叹息，仿佛历史早已被尘封淹没在时间的迷雾之中，你即使穷尽一生，也很难真正弄清历史的真相。对于历史研究充满信心，是因为历史研究是一种重证据的学科，只要有文献可征，我们就能重建过去的历史；充满疑惑是因为古人留下的文献太过复杂凌乱，其中充满了各种矛盾抵牾，有时真让人无从措手。且不说后人的记载已经让历史在许多方面失去了本真，即使当时人的记录也难说完全可信。比如以“实录”为名的文献，其实根本不是照实记录。因为实录往往是某皇帝授命本朝大臣组成班子，根据父辈朝的各种档案文献整理而成的，于是就有了选择与修饰，对于自己就难免多粉饰打扮，对于父辈就难免多扬善隐恶，对于政敌当然也就多攻击诬陷之辞。这只要看一看明朝的实录，尤其是永乐朝和天顺朝的实录，就会对上述情况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别集中材料似乎是作者亲笔写下的，好像不成问题，其实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亲友后学，在编集子时都经过了删减甚至改编，早已不是当初的原貌了。更不要说还有一些有意无意混入的赝作。元末明初的杨维桢是当时名气很大的诗人，但根据他本人的别集来探讨他的生平，就很容易成为一笔糊涂账。比如他在入明后到底对新朝的态度如何，就非常不易说清楚，因为现在所流传的杨维桢诗文集中，既有表示坚决拒绝与新朝合作的《老客妇谣》，又有极力歌颂新朝的《大明铙歌十八首》。后来经人考证，这两篇作品竟然都是伪作。学者在面对这样的史料文献时，往往需要极为小心谨慎，综合各方面的材料认真辨析体认，才能有所发现，而且还很难说就是历史的真实。

研究历史的困难除了文献自身的复杂混乱外，还有一个时代局限与研究者自身学养不足的问题。比如“五四”以来对李贽的研究，可以说从来没有真正把这位思想家当做历史人物来研究，而是把他当做一种工具来使用。建国前基本把他当成反礼教、反儒学的工具，所以吴泽先生将其称为《儒教叛徒李卓吾》（1949年）；从1949年到文革时期，他又被当作唯物主义与革命者的典型，所以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标题便是“李贽战斗的性格及其革命性的思想”；等到文革时李贽又成了著名的法家人物的典型。而到改革开放以后，他又成了资本主义萌芽与市民阶层的代表。为了拿李贽当做工具，当然就不能顾及其全人与全文，比如李贽在《焚书·答邓石阳》中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去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数不清的学者都把这段话当做李贽重物质、重现实、甚至重普通百姓生活的重要论据材料。但几乎所有人都省掉了后面两句话：“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矣。”他的意思很清楚，追求自我解脱之道的途径是在穿衣吃饭的人伦物理上致真空之原，充其量是禅宗平常心是道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研究历史当然不是只为了弄清历史事实，其中还存在一个如何解释历史的问题。比如对于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身份来评判，便会有不同的立场与看法。张居正和罗汝芳两个人都曾迷恋于王阳明的心学，可做了首辅大学士的当权者张居正就认为不能到处自由讲学，应该在见解上一尊程朱，并且不能随意自我发挥，更不能成群结队到处乱跑；罗汝芳却要一意孤行，自行其是，他认为讲学是每个圣人之徒的责任与权利，只有大家都来讲学，才能充分发挥圣人之道。他们两个人其实在维护儒家道统上并没有原则的分歧，但对待讲学却有如此对立的态度，其中原因就在于张居正是当权者，他需要政治稳定；罗汝芳是民间色彩极浓的泰州学派的中坚，他看重的是自我的尊严、士人的救世责任。研究者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必须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对此事的解释，并挖掘出此事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但是，评判的前提是弄清事情的真相，如果所述事实有误，则价值的阐发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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