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词学与《草堂诗余》

在明代词坛上，杨慎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作家，曾被其本朝人评为长短句创作的第一［1］。《草堂诗余》是南宋人编纂的一部词选，在有明一代，非常流行，“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a］，对明代词风的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说它是明代影响力最大的词选（甚至比《花间集》的影响还大），似不为过。一位是在明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一部是堪称影响明人最大的词选，彼此的关系固然非常值得探讨，在明代词学发展中的作用更值得关注。

一、杨慎的时代

杨慎生活在明代嘉靖年间，明词的创作，至此已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明初词人，如高启、刘基、杨基等，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代。至马洪，以其矜慎的创作，博得众口一词的美名，标志着明词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杨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词坛的，作为转变明代学风的人物，他当然也会对明代的词风进行总结和反思。

杨慎的《词品》是明代内容最丰富的词话，体制上也颇有追源溯流的脉络。其《词品》自序，开宗明义即说：“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鹧鸪》也。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若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竹枝词》、《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岂非共源同工乎？然诗圣如杜子美，而填词若太白之《忆秦娥》、《菩萨蛮》者，集中绝无。”［b］408这段话至少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推尊词体，诗词同源；二是词的起源，溯至六朝；三是后世发展，各取性分。沿着这个思路，杨慎的《词品》不啻一部以词话方式写成的词史，是对词由其起源期的六朝（这是杨慎的个人观点）至明代的一次总结。

陈霆《渚山堂词话》和杨慎《词品》，堪称明代词学批评的双璧。两部书，据其各自的自序，一署嘉靖庚寅（嘉靖九年，1530），一署嘉靖辛亥（嘉靖三十年，1551），相隔20年左右。考察这两部词话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陈霆《渚山堂词话》的自序，一开始也是这样说：“始余著词话，谓南词起于唐，盖本诸玉林之说。至其以李白《菩萨蛮》为百代词曲祖，以今考之，殆非也。隋炀帝筑西苑，凿五湖，上环十六院。帝尝泛舟湖中，作《望江南》等阕，令宮人倚声为棹歌。《望江南》列今乐府。以是又疑南词起于隋，然亦非也。北齐兰陵王长恭及周战而胜，于军中作《兰陵王》曲歌之，今乐府《兰陵王》是也。然则南词始于南北朝，转入隋而著，至唐宋昉制耳。”［b］347这段论述显示，二人论词的起源，如出一辙，只是杨慎更加具体一些。如果仅从写作的时间来看，不考虑其他因素，则杨慎或许受到陈霆的影响。

不过，这两部书也有一些显著的区别。姑且不说篇幅，杨著大大多于陈著，仅从评论的重点看，杨著是通代论述，而陈著则偏重于当代。这当然可以显示二人动机的不同，比起陈霆，杨慎具有更加自觉的词史意识。不过，这已经属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对当代词的创作进行总结时，杨慎和陈霆出现了一个区别，前者对马洪非常关注，而后者根本就没有提到马洪。我们现在还无法确知马洪的生卒年，友人张仲谋兄认为马洪的生活年代在景泰（1450—1456）至成化（1465—1487）年间［c］101，我则以为可能还要后一些［d］。倘若马洪真的与陈霆生活在同一时期，而陈霆未录其词，则就说明陈霆并不欣赏马洪的词风，而马洪的词风正是受到了《草堂诗余》的重要影响［e］。即使我们对陈霆和马洪的关系可以存疑，杨慎关注马洪，不仅在词话中大段征引马洪的词，而且予以崇高评价，认为其“词调尤工”［b］532，也已经说明他的取向。这种取向，与他对《草堂诗余》的看法有关，也与他对《草堂诗余》与明代词风关系的看法有关。正是从杨慎开始，明人学词，对《草堂诗余》有了进一步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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