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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收录:2011-5-8  作者:杜桂萍  来源:《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总第220期  点击: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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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却是一个真实的桂馥,一个被制度、苦难与绝望还原了的诗人桂馥。他率真敏感,笃于亲情友情。当他告别家乡入都求学时,依依惜别中包含着对妻儿的无限牵念:“大儿犹废学,拙妇惟善病。”(《入都留别运生》)羁縻宦所获得家书时,忧心忡忡:“老妻病起儿孙好,一纸书来字字金。”(《得家书》)久无音讯的友人忽报平安时,神清气爽:“梦里无端哭友人,十年不见恐成真。今朝对客开眉笑,一纸书来满座春。”(《得友人书》)相随八年的仆人离去,也会触动那颗多愁善感的心:“羡汝先归客,伤我羁旅神。若逢旧游侣,道我白发新。”(《旧仆辞归书以示之》)他狂放无羁,倨傲自持,曾不断反思自己的“狂”:“狂简不知裁,独学苦无师。”(《悔过诗》)“留连酒德狂堪恕,消受才名福到迟。”(《赠别船山》)又始终自矜自己的“傲”:“生前骏骨难求价,爨下枯桐愿作灰。”(《冷衙》)无论遇到多少穷困窘迫、千难万苦,他行使评判的权利,确信自己的坚持:“吾头既已秃,吾项安能颃。”(《将官滇南伊墨卿招同……雨中小饮分得赏字》)而这些洋溢着坚持与困惑、欢乐与哀愁的诗歌作品,生动地展现了一位学者浓郁的诗人气质,让他超越浅俗、单调、平庸,又给予他自信、自爱和质疑现实的能力,为他的杂剧作品注入了丰沛的情感源泉,让他在“日夕顾影,满引独醉”④(p670)的境况下也能用清醒的目光审视自我与人生,为普天下高才不偶的文人“吐臆抒感”④(p666)。

在晚年精神枯窘困顿之际,以“学人”自诩的桂馥却再次转向“才人”之所寄,写出了《后四声猿》杂剧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乾嘉时期一个颇具意味的文化现象。当其时,许多文学创作受制于学术观念及其实践的拘束,诘屈聱牙,性灵枯索,为人诟病。《后四声猿》杂剧虽然也印刻有桂馥作为学人的诸多印记,却有所超越。如他“博涉群书”的学术经验以及过于注重史实考索的追求,为他开辟新的题材提供了前提,《后四声猿》涉及的四个题材虽然都属名人之事,然较少为人所及[3]。再如,撰写“小引”,可见杨潮观《吟风阁杂剧》各剧前“小序”之旨趣,而交代题旨的意识更为明确,尤其是于其中融入了辨析学术的问题意识,如《题园壁》本为“吊出妇而伤伦常之变”,但又引陆游诗:“君听姑恶声,无乃遣妇魂。”指出:“或谓其为唐氏作,果尔,则难辞失言之责矣。”(《小引》)所包含的“正误”的价值判断,是一位学者严谨态度的体现,但并没有进入文体之中。另外,创设“由历”,罗列题材源自,意在强调所涉故事之真实,表明征实证史,多依本事。剧中的难字也予以注音注释,也是精心锤炼之严谨的体现。不过,与桂馥的学术文章多采用“正误”、“纠谬”为标题不同,其戏曲创作并未有意凸显这种批评意识,而主要根据文体的规范与审美要求,就历史视野内有关故事抒发个人的感喟,寄托一种情怀。也就是说,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某种拘束,并未在《后四声猿》杂剧创作中反映出来,桂馥是以一个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为戏曲史留下了一部生动的艺术创作。

《后四声猿》杂剧为桂馥诗性人格的回归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本。晚年,伴随着思想的困窘,精神徜徉的需要,桂馥的思想认识一定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促使他重拾诗笔,创作了大量情韵深婉、激愤昂扬之作,且更进一步,选择文体卑微的杂剧发抒其超常的孤独与感愤。王定柱认为,桂馥“以不世才擢甲科,名震天下,与青藤殊矣。然而远官天末,簿书霾项,又文法束缚,无由徜徉自快意”④(p666),是他涉足于戏曲创作的重要原因,可谓最得其意。《后四声猿》杂剧驻足于人类情感的幽深之处,呈现出作者笃于情、率于性、扬其真、尽其意的气质风采,体现了诗人气质与入世情怀的互动关系,与所谓学人的理性特征相去甚远。对此,郑振铎有这样的评价:“馥虽号经师,亦为诗人。《后四声猿》四剧,无一剧不富于诗趣。风格之遒逸,辞藻之绚丽,盖高出自号才士名流之作远甚。似此隽永之短剧,不仅近代所少有,即求之元、明诸大家,亦不易二三遇也。”④(p68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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