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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收录:2011-5-8  作者:杜桂萍  来源:《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总第220期  点击: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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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后,桂馥开始倾心力于经学尤其是小学研究,对曾经流连其中的“才人”之技,也有所后悔。他专写《惜才论》论述“才”与“经”(学)的关系,推崇“学人”而贬斥“才人”。指出:“裘马亭馆、财货歌舞、花木禽鱼、丝竹书画、博弈射猎、酒食争逐,好此者,皆才人也。”又说:“今之才人,好词章者,好击辨者,好淹博者,好编录者,皆无当于治经,胸中无主,误用其才也。”只有“才尽于经,才不虚生”。所以他主张宗经,对于经书,“需熟读默记,至于杂家,披览而已”,应以六经“统摄百家”。他自己即以此为实践,“以彼经证此经,以训诂定文字,贯穿注疏,甄综秘要,终老不辍,发为心光”②(卷一),以“学人”规约、检视自己,最终获得了当时学界领袖阮元的首肯:“曲阜桂进士未谷,学人也。”②(卷首,《晚学集序》)应该说,自觉规约为“学人”,这是桂馥疏于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因此,尽管喜欢诗歌,也有许多诗歌同道,但桂馥却给时人留下了如此印象:“未谷为诗,懒不收拾,大半多酒后倡和之作。”(马履泰《未谷诗集序》)桂馥的散文创作亦有特色,孔宪彝评价道:“传志诸作,则气体古茂,克见典则,非浸淫于三代两汉,未易臻此也。”②(卷首,孔宪彝《晚学集后序》)但桂馥也没有着意于此。他在致力于书法、篆刻的过程中,主要将精力投放到《说文解字》研究中。

尽管如此,桂馥并不拒绝个人的诗意生存。他天性纯真,“少时喜与里中颜运生谈诗,又喜博涉群书。遇凡前人说诗与意相会,无论鸿纲细目,一皆抄撮”②(卷七,《诗话同席录序》),可见他重视“意”,关注自我。晚年,在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时,他说:“自束发从师,授以高头讲章,杂家贴括,虽勉强成诵,非性所近。既补诸生,遂决然舍去,取唐以来文集说部,泛滥读之,十年不休。”可见他重视“性”,三十岁前基本上过着率性而为的生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后,“前所读书,又决然舍去”②(卷六,《上阮学使书》)。但固有的思维习惯与好尚本性不可能彻底摒弃,因而他常有“异乡知己少,本性对人难”(《感兴》)的感慨。他的日常生活始终洋溢着诗性的风采,真挚、狂傲,又敏感、自尊。他孤独:“独倚茅亭衙散后,醉来倒著野人冠。”(《答人问起居》)也很脆弱:“自信难凭矜骨异,人前大谬讳家寒。”(《抒怀示运生》)对亲情无限向往:“梦中归路竟难归,怕见春花片片飞。最是酒醒人散后,身同斜月两无依。”(《与寅五饮酒》)他的一切感伤、无奈和幸福、快乐,都借助诗歌得到表达,诗歌记录了他细微的情感与细腻的心理脉动,并成为他的存在方式。因此,他不在意诗歌结集与否,其生存本身就是诗。

在《未谷诗集》中,最能表现作者情怀的是那些酒醉之作,一个诗人的天真、率性和洒落于此呈露无遗。如《秋鹤席上醉歌》,生动描写了其微醺之时的激情澎湃,气势豪放,直逼太白。他自称“酒徒”(《德州饮罗酒留赠孝廉罗奎章》),嗜酒无度,马履泰《未谷诗集》序描写其醉态:“方其酣适之时,乘壶在前,朋尊在后,敲铜钵以夸捷,咏冰车而斗新,取隽一时,宁复计身后名哉!”许多创作乃酒后挥洒而成,或气势磅礴,或挥洒无羁,性情流淌,甘味醉人。“酒”不仅激发了他的艺术灵感,也给予他的人生很多自信和无限满足,更给愁肠百结的人生带来无穷的慰藉,抚慰了“愁入宦途深”(《雨夜》)的精神困窘,也为家远路难归、去留难自主的生活增添了亮色。一句话,“酒”涤洗了现实带给他的苦闷,还圆了其作为传统文人固有的诗人情怀。晚年,一生专心致志于学术的桂馥也开始向往“温柔乡”,并且谈到了好色的问题:“平生不解禅而好色,尝谓:‘真好色可以通禅,大禅家无妨有妓。’世间绣幄翠被,镜台香泽,未必如蒲团之静好也。……他日归田,发旧醅,招大户,布席老树下,捉臂行觞,醉则鱼贯眠;或有东邻之女,相与目成,不辞为之赋。”②(卷六,《四乡记》)如是之语,出自桂馥这样一位立身谨严的大学者之口,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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