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人情怀:“兴酣落笔无束缚”
作为清代杂剧的代表作之一,《后四声猿》体现了文人剧的共同特点:取材雅隽,吐臆抒感,体制灵活,文辞典丽,以雅为美。然而,其出于一个满腹经纶的著名学者笔下,深情绵邈,精致雅丽,又挥洒灵动,率性不羁,彰显的是与其学者形象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又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于是,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之关系便成为审视桂馥人格构成与杂剧创作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桂馥首先是一位诗人,其诗歌作品率意而为,真切可感,“足以见先生之真性情”②(卷首,孔宪彝《晚学集后序》)。其题材或来自朋友交往,许多作品具有纪实的价值;或来自生命历程中的一些偶然感慨,为梳理晚年桂馥的心态提供了参证。少有咏古之作,多为日常之咏,性灵洋溢,不以雕词饰句为能事,其中不乏韵味深永的佳篇力作。如《春游》和《月》两诗,前者清新巧丽,脉脉情深,抒发了暮春时节出游的落寞愁绪;后者运用设想、比喻等修辞手法,真挚剀切,将一位异乡思归者的渴盼、郁闷和无奈准确描出。即便像《悔过诗》这样的论学之作,也真挚笃厚,未见翁方纲式的迂腐的学究之气。桂馥的题画诗尤为出色,《未谷诗集》中此类诗作三十余首,占总数十分之一强。其中有清新隽永之小品,如《题菊蝶图》,也有气势如虹的长篇之作,如《牧马图》。吴仰贤评价桂馥诗歌“不甚经意,有作旋弃去,故人亦罕称其诗。然诗实超隽” 9323;(卷四),确为精当之概括。
的确,桂馥一生始终以诗歌创作为余事,留存至今的诗歌作品不过287首,创作时段仅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到嘉庆十年(1805)十余年的时间,还是去世后由他的孙子搜罗而得,刊刻保存下来。对于诗歌的结集,桂馥更不在意,好友马履泰总结说“其病有四:懒一也,醉二也,工书三也,论诗多拘忌四也。其病根有一,盖自有可以不朽,无意于为诗而已。”(《未谷诗集序》)显然,除了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无意于为诗”,有令他心仪的“可以不朽”者即小学和书法、篆刻等;另外一点就是“论诗多拘忌”,这又与他津津于经学、小学的理性认知与思维习惯有明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