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纪初以来,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话题,成为知识界和文化艺术界中人十分关心的一个话题。到了2006年,这个话题由于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出版和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再版,似乎有走热之势。查建英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甘阳说:“80年代不但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而且也是一个纯真素朴、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这也许正是80年代的话题能够引发知识界和文化艺术界中人心动的原因所在。
作为80年代的过来人,特别是文学批评界的过来人,我对80年代自然也有十分深切的感受和深厚的感情。有些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但它在我的记忆中还是挥之不去。
2005年3月·厦门·方法论上的新突进
我是福建人,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却无缘与美丽的厦门谋面,而在80年代却两度光顾厦门,这都与文学理论批评有关,也都与所谓的“闽派批评家”有关。
当年文坛上流传的所谓“闽派批评家”,其实是不成其为派的,说“闽籍批评家”可能更为确切,这是当年一批福建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组成的一个共同体,集合在《当代文艺探索》(福州)的旗下。《当代文艺探索》由福建省文联主办,当年是一个很有生气、很有活力的文艺理论批评刊物,虽然它只生存了3年(1985-1987)一共出了18期,但在新时期文艺批评史上是留下了痕迹的。其编委除在福建的文艺批评家以外,还有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福建籍文艺批评家,像上海的潘旭澜、李子云和北京的谢冕、张炯、刘再复、何振邦、曾镇南、陈剑雨和我,都曾是它的编委。1981年中国作协福建分会和厦大中文系在厦门召开福建省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的时候,上述不少编委都参加了,地点就在厦门大学。我就是在这一年有幸首次光顾厦门的。
我第二次光顾厦门是1985年3月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的时候,地点也在厦门大学。
80年代中期,具体说就是1985年和1986年,曾被称为所谓“方法年”,也就是文艺研究和批评方法革新的年份。厦门会议和在其后召开的扬州会议和广州会议,都是以研究和批评方法为主题的,都成为“方法年”的标志性事件,反映了当年文艺理论批评界的一批中坚分子变革文艺批评现实的迫切愿望。当时我是作为《文学评论》杂志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筹备组的。筹备组成员一共五人,其他四位是:《上海文学》周介人、《文学自由谈》滕云(天津),《当代文艺探索》魏世英即魏拔(福州)、厦门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林兴宅。这五个人,周介人已英年早逝,其他四个如今全都已进入古稀之龄。
这次会议是在80年代初中期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的潮流中召开的,会议的指导思想受到了刘再复关于“方法论变革”的一系列思想的影响。刘再复在这次会议之前所发表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以及对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和对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内涵和心理内涵》的推介,成了这次会议的一个热门话题。刘再复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原是准备参加会议的,后因事未能成行,曾约我谈了一个晚上,中心话题就是他对厦门会议的一些想法,要我在会上做个主体发言。这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因为我当时对方法论问题的认识,还只有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的水平。但我还是根据刘再复的想法和他近一二年发表的一些文章的观点,整理出了一篇东西,权充这次会议的主体发言。现在看来,这篇发言虽然框架很大,但显然有些大而无当,缺乏一些更具体的切实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