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总评

本世纪上半叶此时学界对义山诗风格和创作成就的品评大多比较简略，但也不乏珠玑之论。如沈茂彰的《玉溪生诗管窥》谓义山诗“作风能独开一派，其最著者，典丽、奇炼、幽深、微婉、纤巧，五者是也。”

何蟠飞的《李义山诗的作风》谓义山诗是象征主义，应该用解象征主义诗的方法来解，“只需感觉到其中浑漠的气味就可以了。”又说义山诗的作风是热烈、伤感、凄清、精丽、沉郁。

玄修《说李商隐》云：“读义山诗，毋专求之律体，其学杜处，多在古体中。当明其身世所遭遇，及其心迹。”

张尔田《玉溪生诗题记》则云：“玉溪一派，实于天壤间独辟一蹊径，观集中多假闺襜香清语，以寓其忧生念乱之痛，直灵均苗裔也。有唐名家，无一人可与抗敌，岂直奴仆命骚也哉！”

缪钺的《论李义山诗》谓李义山“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可比之屈原，文章还分析了李商隐与令狐氏恩怨亲疏之故发为篇章者，谓皆似香草美人之辞。

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学界多从诗歌内容和现实性等方面来评价义山诗的成就。

如陈寂的《李商隐诗探微》就颇强调了李诗中的现实内容，说他的一些直接反映历史、现实的作品“可比杜陵诗史”，又认为“李商隐是作讽刺诗的能手”，作者在详细分析后指出，“作者不可能只是刻划爱情，而不关心政治的。但一般人却看不见他诗中的主要内容，光把它当作描写爱情的诗人，这是何等的错误呢？”

顾易生在《李义山诗的思想内容》中也认为，李商隐有很多诗在精深、婉丽的辞藻中含有丰富高尚的感情和充实深隽的内容，有些诗更是结合了时代、反映了人民的爱憎。作者指出，“他时而戟手怒斥，直销胸头愤慨，更多的却是委宛含蓄，曲吐隐微无尽的愁丝，以婉丽蕴藉的彩笔，写凄楚低迷的哀思，成为晚唐诗人中的代表。”

再如马茂元在《读李义山诗札记三则》则强调了李商隐诗中的“高情远意”，所谓的“高情远意”，实质上就是诗人的人格美，也就是诗歌风格的美的表现。认为“商隐诗确实多忧危凄苦之词，充满着浓厚的感伤气息，但他和那些消极的颓废诗人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可看出’无限好‘的晚晴景色。”

另外，当时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也能较全面、客观地评价李商隐诗歌的风格和成就。

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就认为，“李商隐作诗，爱用冷僻的典故，精确的对偶，工丽深细的语言，和美婉转的音律，外形特别美丽，意义往往隐晦。而其佳者，含蓄蕴藉，韵味深厚。”他又认为，“李商隐虽少直接反映人民疾苦生活的作品，但在不少诗篇中，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对晚唐政治的败坏，君主的荒淫，宦官的专横，表示不满。许多优秀的咏史诗歌，大都是借托史事，寄其弔古伤今之意，而具有较深的讽刺性。”又认为李商隐爱情诗的“长处，是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真实的体验。抒情深而厚，造意细而深。从这些诗里，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和在艺术表现上的技巧。”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但“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他的爱情诗”，“这些诗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他们一方面向往爱情，一面又对封建礼法存着重重的顾虑。”他们认为，“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这方面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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