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七年电影（1949——1966）
“‘百花齐放’的目的是要弥补党和知识分子的裂痕，但反右斗争却进一步加大了裂痕。”知识分子被送去改造后，党员干部接管了他们在文化界、教育界的职位，党对知识界的控制更严密了。包括电影批评在内的中国电影，此后陷入了一次又一次运动之中，电影工作者形成了一种“宁左勿右”的心态，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者都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桎梏。
第三节160; “工农兵电影”的最终确立
“反右”运动使政治批判的对象不再只针对某个个体或“一小撮人”，而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重要的是，经过此次严重的政治运动，极“左”思潮逐渐以不可逆转的势头发展，之后有关具体文艺或电影问题的争鸣已经成为政治声浪裹胁下的附属，短期内出现的批评或创作的阶段性繁荣只是一种回光返照，政治权威话语以强势力量完全控制了文艺战线，包括电影批评者在内的文艺工作者陷入了集体失语的状态。
一、“拔白旗”和大跃进运动时期
1958年，“左”倾“三面红旗”（即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界也不例外。反右运动的余脉不仅要终止电影艺术家的创作，还要对过去的作品进行重新审视。大跃进增长了电影界的浮夸之风，“两结合”则配合了粉饰形势的需要。
1958年4月，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在视察“长影”后，点名批判了《青春的脚步》、《球场风波》、《花好月圆》、《地下尖兵》等影片，说它们是“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提出要在银幕上彻底清除所谓资产阶级思想与修正主义思想。同年5月《文汇报》刊登的《电影必须反映党的风格》指出：“在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去年摄制的许多影片，暴露了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这些电影“公然在银幕上完全抹杀党的领导形象”，“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感情代替或歪曲工农兵的形象”。在康生的鼓动下，电影界、舆论界对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开展了大规模的揭批。195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1957年电影艺术片中错误思想的批判》一文，为这场运动命了名并将其推向高潮。这场批判运动中，1957年生产的影片一半以上被否定，许多影片遭到禁映，一批敢于触及时弊、富有创意的作品被迫作了违背艺术规律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