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七年电影（1949——1966）
而在我看来，“十七年电影”与其说“文革电影”的前声，不如说更是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电影实践逐渐确立的过程。作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急需在文化领域确立自己的领导权地位。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杰姆逊所说：“发动一场经济、政治的革命必须有一场文化革命来完成这场社会革命”，这种理论可以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找到，也可以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叙述中看到。具体地说，就是每一次社会变革，生产方式的改变，都有相应的文化革命，也许各不相同，时间上长短不一，但一次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必须要重新训练、培养人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最重要的文化实践之一的电影，在十七年的具体实践也当然属于这种“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说“文革电影”是文化领导权已经确立的结果，那么，显然“十七年电影”这种“文化革命”具体展开的过程，其中必然有协商、有斗争，而这些都可以从电影批评中具体地呈现出来。
本文就试图通过对十七年电影批评的形成与演进来展现这种“文化革命”逐渐获得领导权的过程。关于十七年影评的分类与构成，李道新在他的《中国电影批评史》中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论述，他把十七年电影批评模式分为四部分：政治索隐式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典型形象批评和电影特性批评，并就每部分的批评目的、批评标准、批评实绩做了例证。在我看来，这种以主题的方式来对十七年电影批评进行梳理的方式，忽略了电影批评的历史背景，无法反映电影批评的历史线索。
实际上，十七年电影批评主要是为了确立拍摄“工农兵电影”的电影实践而服务的，这种电影批评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本文就对“工农兵电影”批评的具体历史为线索，详尽地分析其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并对支撑“工农兵电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政策进行讨论。
第一章160; 十七年电影批评的历史渊源
十七年电影批评从其思想渊源上来看并不是在建国之后才露出端倪的，在三四十年代的文艺争鸣与实践中，即潜藏着其可能的历史依据。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的风潮为那个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马列文艺理论的洗礼；三十年代左翼影评人占据影评阵地后，热情地推荐苏联影片和介绍苏联电影理论，并发表文章对上映的国内外影片依据政治内容进行评价，为左翼电影批评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40年代形成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更是成为日后电影创作批评的主要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