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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的中短篇小说(二)

收录:2010-4-30  作者:章培恒 骆玉明  来源:中国文学史  点击: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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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把《海山记》等三篇与《大业拾遗记》比较时说:

前者与后者“相类”,“而叙述加强,顾时杂俚语,文采逊矣”(同上)。诸如《海山记》的“小儿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不知了当得否”,《开河记》的“知他是甚图画,何消皇帝如此挂怀”,均是“时杂俚语”的例子。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前者在较明显地向通俗化的方向倾斜。

不过,这四篇虽有上述成绩,却“托之古事,不敢及近,则仍由士习拘谨之所致矣”(《中国小说史略》)。

第三种类型的作品,以《青琐高议·别集》卷四所收的《张浩——花下与李氏结婚》最为突出。

本篇作者不详。写张浩与李氏女子相爱,私下有婚姻之约。李女向张索其亲笔所写诗为凭证。李女的父母起初不同意他们成婚,后来李父同意了,但张浩的叔父却要为浩聘娶孙姓的女子。李女就拿“浩诗及笺记之类”到府里去告,说她“已与浩结姻素定”。结果,府里判张浩与她成婚。“夫妇恩爱,偕老百年,生二子,皆登科矣”。

在本篇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张浩与李女的婚姻,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纯是私合。张浩送给李女的诗,也不过是私情表记,根本不能作为婚姻的凭据。但作者却将此作为合法的婚姻,府里的判决也说他们“已有终身之约”,如果张浩别娶,那就“在人情深有所伤,于律文亦有所禁”。

在这里孕含着一种新的婚姻观念:婚姻的是否成立和合法,取决于当事人本身的意愿,而不在于是否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问名、纳采等形式。这与士大夫的传统婚姻观显然背道而驰,而后来元代的许多著名作品——例如白朴的《墙头马上》、关汉卿的《拜月亭》——却都持类似的婚姻观。就这点来说,此篇实为它们的先驱。第二,李女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她自动去见张浩,率先提出婚姻之约,并要张浩留下凭证;她托乳母向父母提出欲与张浩成婚,遭拒绝后又要人向张表示“业已许君,幸无疑焉”;在得知张浩已聘孙氏女时,她毅然向父母说知自己与张浩的关系和以死抗争的决心,投井自杀;最后又赴府控告,终于打赢了官司。像这样的主动、勇敢和泼辣,简直不知礼教为何物,也与士大夫家庭的小姐大异其趣。可以说,本篇鲜明地体现了市井民众的思想特色,已看不出“士习拘谨”的痕迹;篇中虽未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但结尾处说张浩与李女所生两子“皆登科矣”,那显然是叙述当代事情的语气。

不过,作品中的稚拙之迹也很明显。府衙把张浩和李女的私情视作已有婚约,判两人成婚,这已是匪夷所思;而“家财巨万,豪于里中”,“贵族多欲与结姻好”的张浩,虽然很爱李女,却始终不主动向李家求婚,让李女在这件事上孤军奋战,更使人难以理解。至于描写,也失之简率。如李女在“知浩已约婚孙”后的内心活动,投井时的心理状态,作品竟都全不触及。较之《大业拾遗记》等对人物的描写,差得多了。

总之,北宋的传奇虽有深受“士习拘谨”的束缚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与此相背的运动;不过要从这运动中产生杰出的作品,却还要相当长的时日。南宋和元代的文言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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