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不忍人之心”的哲学阐释

[内容摘要] 孟子仁学能够同时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充分展开仁的超越性与可切近性的论证。人即仁，仁即人。人、仁始终统一。“不忍人之心”是可感、可知的，随意而发，随情而生，它可以与经验事物联系在一起，又可以获得形上的本体超越。人之“四端”萌动，仁意呈现。一切体仁、达仁的追求都不过是“四端”的发现与推广。“存心”、“养心”、“求放心”的工夫要求人们始终保持自己身上区别于动物的仁义之道，进而达到仁性本体。而以“亲亲”释仁，则准确地获得为仁情感的源发性与真切性。行仁、为仁的底线伦理就是敬爱父母、尊重父母，即善守孝道。王道艰深，但奥妙只在于“以德服人”，即用自己的德行赢得天下人民的爱戴与信服。

[关 键 词] 孟子 仁 心 不忍人之心 四端

[作者简介] 余治平，1965年11月出生，哲学博士、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儒家思想与文化、中国哲学。

如果说孔子的贡献主要在于开辟出仁的意义世界，那么，孟子的成就则表现为他能够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同时而充分地展开了仁的超越性与可切近性的论证，付出了双重努力，而且都非常富有效果。面对人类苟活于乱世的存在困境，孟学中的仁所要解决的问题始终是人性尊严如何获得有效呈现。孟子以“四端”解仁，凸现仁的原始性与直感性；而以“亲亲”释仁，则进一步彰显仁的可触性与普适性。于是，使孔子的仁学思想更加丰富，更加充实，当然，也更加复杂化，更加无法一言以蔽之。

一、仁与人

孔子仁的内在性、“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发展到了孟子，则越发呈现为一种纯粹的心意萌动，完全属于发生于人心的原始而超越、简单而神圣的情感。如何使存在于个体自我意识之中的仁上升为一种人人都具备并且也可以相互通约的普遍意志，始终是孟子所关心的大问题。孟子对仁所做的各种理解与阐发，既表现出孟学之仁的强烈感性化和心理学的特征，又反映了仁的高度先验性、超越性与绝对性的诉求。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解仁为人，在古代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仁，读当为人，古字人、仁通。”[①]《论语·雍也》中，就“井有仁焉”之说。后来的儒家，直接仁规定为人。仁、人统一而称为道。赵歧注曰：“能行仁恩者，人也。人与仁合而言之，可以谓之有道也。”这里，人与其说是单称，毋宁是一种全称，即并不是只有人类之中的一部分才能够行仁恩的，而是只要是人都能够行仁恩。于是，人就是仁，仁就是人。人、仁始终是统一的。人活世间，人的存在本身即已经是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作为“性之四德”[②]的仁、义、礼、智，起源并不玄奥复杂，而只在人心之中。没有人、没有心的时候，也无所谓仁与不仁。所以，有人则有心，有心则有仁，心仁一体化，仁心不相离。“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人皆有心，心与心之间可以进行交流、沟通与互相理解。“理”、“义”是人心可通约性的最底层。发生于人心之中的理与义，才是人之为人的基础，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或世界构成的先决条件。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圣人之所以伟大，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最先发现并提出了为人们所共同承认与遵循的理与义的标准。所以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赵歧注曰：“不行仁义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悯哉！”儒家观念中似乎存在着一个不需要证明的前提预设，即凡是人，都可以行仁，都必然行仁。人完全可以达到仁。于是，在人与仁之间划上等号。然而，这只是理念中的人（或者，圣人）而已，现实的生活世界里，人与仁往往相去甚远。蓄意把仁的起源抽象化、玄虚化乃至神秘化并不有利于人们体会仁、施行仁，这显然不为儒家所倡导。仁之于心，不应该被理解成一种物与存放处所之间的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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