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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固有之”到“天之所与”——孔孟对道德理性发生机理、内在依据与存在根源的探讨

收录:2008-11-16  作者:丁为祥  来源:网络搜集  点击: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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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道德理性是道德之为道德的依据,也是儒学存在的依据,所以,对道德理性存在根源的追寻其实也就包含着对儒学之为儒学之终极原因的探寻。这一问题,自儒学形成起就已经是一个儒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孔子对仁礼关系的思考、孟子对“四端”的申论,尤其是对人的恻隐之心及其发生机理与形成依据的辨析,则既为道德理性的存在,同时也为儒学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形上的依据与存在根源上的证明。

儒家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因而儒家所有的言说、教化活动主要也就围绕着如何以其道德理想来提升此在的现实世界而展开,是即所谓“参天地,赞化育”。这样的看法,今天可以说已经成为人们对儒学的一种基本共识了。但是,道德理性的发生依据何在?儒学之为儒学的存在根据又是什么?这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不仅关涉到儒学存在的“合理性”,而且也关涉着儒学的未来走向与发展道路问题。

当我们以这样的问题意识进入儒学时,就会发现这一问题其实在儒学的开创时代就已经存在。当孔孟开始对人的道德行为进行反思时,实际上就已经包含着对道德理性之发生机理与存在依据的追寻;而他们对道德理性存在根源的思索,则既包含着对人之为人的所谓本体依据的追寻,同时也包含着对道德之为道德、儒学之为儒学之存在根据的探讨。

一、道德理性的发生机理与内在依据:“我固有之”

关于道德理性的发生机理问题,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可能就要算孔子以心之“安”与“不安”来说明仁与不仁的现象了。据《论语》记载,孔子与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问题曾展开过一次讨论,宰我的看法是,“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所以,为了保证对礼乐的定期熟习,就应当将“三年之丧”改为“期年”之丧。听到宰我这一看法,孔子与宰我展开了如下一段对话:

子曰:“食夫稻,衣夫帛,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在孔子师徒的这一问答中,宰我所关心的是礼乐必须定期举行的具体形式,正是为了维护礼乐的形式,他才要求将三年之丧改为期年之丧的。表面看来,孔子似乎也很关心礼乐的形式,但他所要维护的则是传统的三年之丧。与孔子的要求——三年之通丧相比,宰我的期年之丧显然有不守礼之嫌,但孔子并没有将问题仅仅归结为一个是否守礼的问题,而是直接批评宰我“不仁”;而其仁与不仁的标准,主要也就落实为一个心之“安”与“不安”的问题了。在这里,无论是三年之丧还是期年之丧,就表现形式而言,当然首先都是一个“礼”的问题,但孔子却并没有将其仅仅看作是一个是否“守礼”的问题,而是直接归结为“不仁”;至于“仁与不仁”的标准,又被孔子诉之于当下的心之“安与不安”来取舍。显然,在仁与礼的关系中,虽然孔子一直坚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思是只有“仁”才是“礼”真正能够贯彻和落实的主体基础,但是在这里,“仁与不仁”的标准又被孔子直接归结为心之“安与不安”了。而这一归结,说明在孔子看来,从见于外的礼到内在之仁再到更为内在的心之“安与不安”,就既体现着道德理性的发生机理,同时也是其得以形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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