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儒学再度官学化

儒学地位的提升与统一

　不论儒学在隋朝尚存在多少问题和困境，但伴随着隋朝在政治上的南北统一，儒家学术确实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统一趋势，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儒家学术南北差异的逐渐消失和弥合，而且充分表现在儒家学者已开始能够以坦然的心态面对释道二教，既站在儒家立场批判释道二教的思想异端，也能大度吸收和融化释道二教的"合理"思想要素。然而，隋朝的立国历史毕竟过于短暂，儒家学术的这种趋势在隋朝只是显露端倪，而真正将这种趋势变为现实，并由推动这种现实向理学过渡的还是唐朝的那些政治家和儒者。

　汉代儒学重在明经，魏晋儒学重在义理，南北朝诸儒虽抱残守缺，但当汉学已逝、唐学未兴的绝续之际，南北诸儒所倡导的逐字逐句注释经典的"义疏之学"，实对唐代儒学的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唐朝统治者对于儒学基本上是尊重和提倡的，然而由于儒释道三教冲突与斗争的复杂背景，因而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唐朝建国之初，原则上是以儒释道三教并举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国策。高祖李渊个人对儒学甚有好感，颇重儒臣，即位之始，就下令恢复学校，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为儒学的恢复提供了基本前提和条件。武德二年(619）又下诏说："肤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昭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闻，当加爵?quot;，明白提倡"儒学聿兴"。并不时亲临国子学释奠，听诸生讲解经义。武德三年，唐王朝在讨平东夏之后，海内无事，更锐意于儒学，在太宗的倡议和直接组织下，于秦府开支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搐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各以本官兼署学士，分班轮值，讲述儒学义理。

　李渊、李世民父子对儒学的赞许与支持，无疑有助于改变儒学在隋朝居于三教之末的局面，并为三教合一提供现实的可能。然而从儒家学者的内在心情看，他们既无法忘怀儒术独尊的辉煌岁月更难以真正与释道二教和平共处，良性互动。因而，当他们遇到李渊父子这样明确支持儒学的统治者时，他们不是保持适度的姿态去发展儒学，并为释道二教留下必要的生存空间，而是站在强硬的立场上，坚决排斥释道二教。武德七年(624)，太史承傅变在所上《请除去释教》疏中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运；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思不存，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门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天，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描，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广显而易见，傅奕是站在传统儒学的立场上排斥佛教的。

　排斥佛教或许有利于儒学的发展，但并不必然合乎统治者的利益。唐初统治者的真实想法，是儒释道三教并重，既不允许儒学一枝独秀或独尊，当然更不可能彻底排斥释道二教。李渊在同一年所下的兴学诏书说："三教虽并，善归一掇。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公正以下，宁得不惭。"显然是以三教并用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鉴于此，唐初统治者当然不会一味支持傅奕的反佛主张，李渊诏令百官议其事，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变奏"合理"，而中书令萧王禹及佛教徒明概等人却一味反对。明概在《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quot;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排斥佛教呢?于是由傅奕引发的这场争论终李渊一朝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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