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经学的终结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更没有简单地判定孰优孰劣，而是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主要是类型的不同，只有从类型上去比较研究东西文化问题，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他说，中国人之所以长时期地不能正确地把握中西文化的异同，之所以长时期地在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歧异甚多，一个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他们比较中西文化时，不知道区别文化的共相与殊相，缺乏一种文化类型的观念，因此难以在东西文化那许多的性质中区分出哪些是主要的、本质的，哪些是非本质的、偶然的、次要的，无法突破东方的或西方的地域界限，无法在对文化的思考中脱离个体而把握一般。

循此思路，冯友兰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各种文化观念、现代化选择方案进行了审查和反省，以为无论是西化、东化，或中国本位等文化观念，实际上都是以文化个体为考察对象而形成的，都存在不少的问题。所以，冯友兰对东西文化的考察，着重的不是二者之异，而是同。只有了解了文化之同，才能正确地把握文化之异。这自有其道理。然而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并没有有效地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比如他依据文化共相的理论去研究中国文化时，就明白地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许多的现代化的因素，如儒家说的"民贵君轻"、"天视天听”，便是"民主政治的根据"；"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乐"等等，实含有"人人平等的意思"。儒家的这些态度，"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必须大家都具有这种见解，抱这种态度，人人尊重此种作风，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他显然是把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的民主思想相混淆了。其实民主与民本，自主与恩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他还明确表示赞同中体西用说，以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是说社会组织的道德是中国人底，现在需添加者是酉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则此话是可说的。” 可见，他比较研究中西文化差异的结果，仍然是中体西用说，虽然理论更多些，方法更新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