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知识成为权力,换言之,一种思想学说成为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一共发生过四次。但遗憾的是,第一次已经无稽可考了,即夏商西周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历史在不断追问下,往往显示出它的捉襟见肘。
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废",诸子百家蜂起,各执一端,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辉煌的轴心时代,最后秦国经过六世有为国君的励精图治,在法家理论的直接引导和操作下,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
第二次,陈胜、吴广流民起义,项羽、刘邦楚汉争雄,最终刘邦推翻秦朝,建立西汉帝国,此时儒墨道法等知识学派对政治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儒家一系列人物策略的争取和理性的妥协与包容下,儒家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且统御中国两千多年。
第三次,19世纪后半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科技革命迅速改变了社会的缓慢发展状态,资本扩张的本性怂恿着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最强大的清帝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经济侵略和战争。清王朝此时的形势,恰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形象的描述:在末期进入一个"死锁"状态,任何的人力都无法改变这个状态。他指出:"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自然,从黄先生的结论中我们可以推论:改良已经没有办法,剩下的只有等待一场大规模的暴力运动来重新洗牌了。于是,改良派、立宪派、革命党粉墨登场,文化上掀起批孔和高唱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这场从统治阶级内部到掌握知识话语权的精英知识分子,乃至农工和市民阶层、中产阶级共同发起的社会运动,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秩序,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被人抛弃。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特征,以及袁世凯死后自然经济下造成的军阀割据局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使得具有高度组织性、集中性和战斗力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理论,深刻揭示中国社会运动中的尖锐矛盾和解决办法,并运用策略和战争,使用强大的武力战胜一切敌人,最终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符合中国社会运动的趋势,并在物质战争和思想战争中逐步确立为中国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逐渐孕育,中国走现代化方向,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观点不能在实践中得到执行,特别是经济领域,逐渐被西方现代经济学取代。阶级论和暴力革命学说,在改革日益深化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反建设威慑。经济的冲击、文化的多元、洞开的国门,使得人们的观念价值系统发生或正在发生着重构。在此情况下,研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换言之,研究思想学说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具有十分迫切和富有前瞻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