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实际上从一开始当皇帝就开始了。因为此时朝廷之内儒家已经渐渐占多数，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诸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下，已经愈益明显了。十六岁继位的汉武帝，身边都是信奉儒家的大臣，受儒家的影响，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儒家的信奉者。年轻的汉武帝能形成独尊儒术的方针，恐怕和这些身边的影响不无关系。

其实，最初提出要以儒家为治国主要指导理念的人是贾谊，后来则因董仲舒的对策和公孙弘的具体部署而变得更加明朗化。

法家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耕战入仕"，造成官吏素质的下降和社会风俗的败坏。法家的执法，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商鞅变法时，许多人都说变法不便，这样说的人"千数"，于是商君在太子犯法的时候"刑其傅"，于是第二天老百姓都老老实实的遵照法令了，这样法令执行了十年，道不拾遗，路不闭户，原来说变法不好的人又出来说变法的好处，结果商君把这些议论变法的人全部充军。在这里我们姑且不研究商鞅为人的忌刻不容人，单就法家思想而言，这就表示：政府和百姓的关系，是绝对的专制关系；我定法令，你照办，百姓没有任何发言权，不但不能反对，连说好话也不行。与此相联系的，什么礼义廉耻之类的道德规范，全部不需要了。

我们从后世的封建社会历史可以知道，凡是以儒学治国的时代，一旦官吏出现腐败的情况，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士人阶层，即自觉出面担负清洗剂的职能，如汉末的党人，唐宋的太学生，明之东林党等。在这种清洁职能得到统治阶级当权者的支持的条件下，作为回报，士人阶层身为四民之首，又以自己的道德、文化在农工商中起表率作用其作用稳定而持久。所以士人阶层在对官僚的制约和对民众的影响力量各方面，都能起到稳定社会和淳厚风俗的好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这种作用，有似于今日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确实是一股把社会带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力量。

在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政令下，实际上必然有一个选拔官僚和教育民众的标准问题，这一标准如果不趋于统一，执政者往往难以措其手足。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项成功经验。

时代的需要，使思想学说逐渐趋向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并进一步植根于人心，成为民众的文化无意识。人类总是需要一种根本的理论来为自己的世界作出解释。从战国时代到秦汉，政治对知识的禁锢束缚不了思想家的思考，在没有大一统的条件下，各自做着自己的思考，在大一统之后，"百川异源而归于海，百家殊业而务于治"，"道术相通"了，知识开始构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落实，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权力的舞台，成为规范中国几千年意识形态、社会风俗、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名副其实的指挥者，儒家从内部穿孔走向掌握政治和话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