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意识形态在汉朝的确立——从《春秋繁露》到白虎观会议

当旧的意识形态被打破，一种思想学说要成为意识形态的时候，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建立学说的终极依据。因为人们对新的学说会不断追问和怀疑，直至追问到学说的终极。事实上，一种学说的理论凭据或者说是理论的终极，往往是对宇宙的表述和阐发上，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就会衍生出什么样的理论。

早期的儒学宇宙观并不发达。孔子说过一句"天何言哉"，又说一句"唯天为大"，含糊笼统，听者不得要领。思孟学派引入"五行"，但没能很好的阐发开来。荀子注重政治制度的研究，对"天道"显示出过度的轻蔑。

于是，从汉初开始，陆贾开始有意识的建立儒学宇宙论系统。比如《新语》阐发天、地、人的关系时说："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相参而道术生焉。"天是万物之母，地滋养万物生灵，圣人则是人群中的佼佼者，领导民众的进步和智慧的启蒙，所谓"功德"乃是生人顺应天地法则而产生的好效果，"道术"则是圣人在认识和掌握天地法则的过程中的心得，于是产生了知识、科学。

董仲舒则贡献了系统的宇宙论，重新诠释和构造了儒学的终极凭据。他认为天即宇宙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有三：一，天是人类社会和个体的人效法的依据。二，天的运行法则是阴阳五行，由此阴阳和人类的善恶刑德相配，巧妙的将天的法则--阴阳五行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方法和态度，人伦道德的行为与规范，甚至社会的各种现象和事件中去；三，天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还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所以历史也是后人效法的法则。

既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注重心性修养的儒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这里，董子用了一个极富智慧的比喻："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春秋繁露》卷十《实性第三十六》），在天、人之间加了一个"性"字，人是天地孕育的物，但人有自己的"性"，"仁贪之气，两在于身"（《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既然人性有善有恶，那么儒学注重的调节、教育、管理的思想，就非常有必要了。于是"天令谓之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行，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圣人掌握着教化和制度，而圣人就是君王。于是，制度和教化理所当然的成为君王的责任，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样，在秦王朝时代，试图建立一个完全依靠外在的制度和法律的国家而提出的"以吏为师"，到了汉代，变成了道德教育加上法律制度的范式，"以吏为师"变成"以师为吏"，历史开始扭转车轮。

董子有着更为深邃的历史眼光，他苦心孤诣的构造天人学说，还有另一层深意。对"王"字的解释是："三画者，天地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卷十一《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王"是以一贯天地人之三，拥有不容置疑的神圣。但同时："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卷一《玉杯第二》），安排这样的次序，是希望君王按照天道的法则行事，天道的解释权在儒家知识分子，这样，知识阶层可以代天立言，拥有和政治权力抗衡，制约君王的权力。在儒家精心构造的天人学说中，一方面为君王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做了完美的解释，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作茧自缚，从帝王师的位置沦为帝王臣，知识在权力之下，知识阶层的尴尬与矛盾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然而无论如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知识阶层，"不仅建立了汉帝国的一代规模，还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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