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言论观之五：社会舆论的控制

据说，春秋时期的邓析提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观点，对传统观念表现出强烈的否定立场和与之对立的姿态。于是，他的学生门徒和信奉者也抛开传统，终于导致郑国秩序大乱。（事见《吕氏春秋卷十八审应览离谓》）

而孔子在撰写《易系辞上》时指出："乱之所由生也，则言语以为阶。"《礼记王制》篇也表达了强烈的"反辩"思想，反对"析言破名，乱名改作。"

荀子则以更加理性的观点指出：用层次分明、等级严整有序的语言来规范社会，可以使社会由混乱边为有序，并强调语言的这种社会功能是"制名之枢要"（规范语言的重要性）的理由。他严厉批评"托为奇辞以乱正名"和"析雌而为察"的名辩风气，认为会"使民疑惑，人多辩讼"，他批评这种辩风是"好治怪说，玩猗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最后造成的结果必然成为"治之大殃也。"（《荀子非十二子》）

受老师荀子的影响和启发，韩非子更多的从法家治乱的角度出发，他严肃的论断：社会产生以言语取巧胜利为能事的浮躁风气，根源在君主的昏庸。

他认为：在治理有方的社会里，政府的号令是最权威的语言，法律是做事最合适的标准。不可能有两种至高无上的语言，一条法律不可能同时认可两种相抵触的行为。所以，言语行为不遵循法令者，一定要禁绝。

个案：

商鞅变法时，许多人都说变法不便，这样说的人"以千数"，于是，商鞅在太子犯法时，"刑其傅公子虔，黑京其师公孙贾。"第二天，秦国百姓就全部老老实实按法令行事了。法令施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路不闭户，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于是秦国百姓原先说变法令不便的人中间，又有人出来说变法令的好话。商鞅说："这些说变法令好或坏的人都是乱化刁民！"于是将他们全部充军到边城去。以后秦国百姓对变法令无论是好话还是坏话，都没人敢议论了。（《史记商君列传》）

这就是说：政府和百姓的关系，是绝对的专制关系，我定法令，你照办，百姓没有任何发言权。不但不能反对，连说好话也不行。

不过，韩非子把一种情况列为特殊：如果某些建议可用于对付诈伪、应付变故、预测事理，而又暂时没有建立这方面的法令条款，君王一定要采纳其建议的同时追究其时效，说的合适就有大奖赏，说的不合适，就有重惩罚。

从以上可以看出，韩非子对言论的表达充满了浓重的功利色彩，合则留，不合则罚。一切以维护法令的权威和神圣为目的。他希望最后的结果是：愚蠢的人害怕惩罚不敢说话，聪明人就不会遇到争辩了最后整个社会没有争辩。

另一方面，韩非子认为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君王发布号令，而臣民用诗书上的观点予以非议；官府公布法律，臣民在自己的行动中予以变动。于是，君王反而隐没其法令的威严而尊重读书人的智慧和品行，这就是人们看重读书人的原因，也是人们争辩不休，社会动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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