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才情

叔孙通起朝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顾颉刚不是新社会的受害者，他是新文化的缔造者。而1949年的巨变也不是五四新文化的中断，而是它的继续。换言之，1949年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顾颉刚自知其贡献所在，所以他说：《古史辨》“该是无产阶级的文化”。

3

顾颉刚一生可谓颇不得时。他依托五四时代思潮而创建疑古派，但却从此保持“第一印象”而不改，以致每逢政局变易而备受激荡。抗战时期，顾颉刚在学术层面虽受肯定，在政治层面则受到压抑。他可以是大学名教授，可以作学术研究，却不可谈疑古主张。解放后，顾颉刚在政治层面得到肯定，在学术层面则受到压抑。疑古已为薄古所取代，他必须从头做起“把握马列主义”。如余序所言，1957年7月胡适大病初愈想念顾颉刚的时候，他正因学习苏联版《历史唯物主义》用心过分而失眠。

抗战时期，他尽量向学术靠拢以弥补政治方面的空乏；解放后，则尽量向“反封建”靠拢，以政治带动学术。在尚有选择余地的时候，顾颉刚的动作常会较他人慢一节拍，进退失据，不能“时中”。五四运动爆发，他原本可以站在傅斯年身边作一位旗手，成为新史开端曙光初照下的功臣，而他却回乡了。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正式出版，其影响犹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而他却因大学欠薪在7月离开北京南下福建。1928年新民国政府建立随即全国统一，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意欲建立一种“国家学术”，当然会“旨在提高”，顾颉刚却在中山大学讲论疑古，同时谋求“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1931-1935年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相继爆发，傅斯年讲演“书生何以报国”，继而编写《东北史纲》，顾颉刚则在美国教会所办燕京大学中补充完成了几篇疑古的代表性论证。1940年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顾颉刚在昆明按照他最初“打破民族出于一元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观念”的疑古思想大讲民族与地理问题，以致遭到傅斯年的痛责。

对顾颉刚的评价同样也有“时间错位”的现象。解放初顾颉刚曾批判胡适，认同王国维，今天学界不批胡适了，便有学者再将其与胡、傅拢在一起。抗战间顾颉刚高兴学界称疑古派与考古、释古鼎足而立，今天便有学者申说“疑古本身就是一种释古”。五四迄今已历三世，学界对它的反思当会逐渐多过纪念，可以想见，假使新文化运动开始被反思，五四开始被重新评价，那么疑古派其毛又将焉附不免仍成疑问。

4

依据顾颉刚日记而将他与傅斯年友谊破裂的原因归于性格不同，不始于余序，此前已见于顾氏二女所著年谱和传记。被余先生认为“大致可信”的顾氏称傅斯年“旨在提高”而自己“注意普及”的解释，出于1973年的大段补记。从解放初开始，就有新一轮基于识字课本的文化普及运动兴起，而到70年代正有工农兵上大学和以工农为老师的时尚，顾氏跳不出时代局限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顾颉刚倡导了一生而最后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仅是由方诗铭以及顾的儿子、女学生等编写的若干20页小册，余先生应当了解，顾颉刚“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的见解只是他的一个瞑想。

顾颉刚的才情 共有4页,您还有1页没有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