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化史学术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其真伪的辩论往往也最为激烈。而有时,由于当时时代气氛、学术语境的缘故,而出现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以及学术考辨的疏漏,往往使某些大师的思想遭到遮蔽或变形。然而,当历史从其新的思想阐释角度澄清谬误,还思想以原初的真实面目时,走出“疑古”时代就成为必然。同时,这种对古代文化哲学精神的现代反思,也将使时代悖论中的宇宙人生智慧浮上历史地表而历久弥新。
阐释不尽的老子,尽管其某些具体的说法因抽离了时代语境而显出意义的迷思,但其所体现出的整体思想智慧和对宇宙人生的透彻感悟,却无疑具有超越时空而向我们敞开的精神魅力。
一、走出“疑古”思潮的老子研究模式
老子其人其书在本世纪初“疑古”学术模式中遭到了时代文化的误读,并爆发了广泛而激烈的学术论战。这一论战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否确有老子其人,而其人究竟生于何时;然后,才是《老子》是否由老子所著。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司马迁是第一个为老子作传的人,使我们无法不重视他的看法。由于汉代距老子已经有了相当的一段时间距离,因此,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是谨慎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他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司马迁在这里提到了三个“老子”。第一个是名李耳、字聃的老子,第二是老莱子,第三是太史儋。当然,从司马迁的行文中可以看出,后两个用“或曰”,有聊备一说之意,尤其是对太史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也”。但他只是基本上而非完全地倾向于“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即名李耳字聃的老子。正因为司马迁未有完全肯定的说法,使得历代都有人在老子究竟是何许人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并形成长期的争论。
中国学术史上,最初对老子提出疑问的是北魏的崔浩,其后,唐代韩愈否认孔子曾师从过老子。宋代以后,因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有人对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考辨老子其人其书的真伪。至清代,汪中和崔述坚持老子并非李耳,而是晚于孔子的太史儋。
到了本世纪初,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老子置于孔子之前,而确认老子是春秋末期人。这一点遭到了梁启超的反驳。其后,张煦又反过来全面批驳梁启超。于是,引发了学术界一场时间长、牵涉面广的关于老子及其著述考辨的“疑古”和“信古”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