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知言观中的道

《世说新语》有一则记载：“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①姑不论王弼的“贵无”论思想及其以老庄不及孔子的看法是否恰当，他指出了庄子哲学的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其一，言与不言的问题。庄子一方面讲“大道不称”、“言辩而不及”，认为作为万物终极存在或

本根的道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是言辩所不及的；另一方面又“申之无已”，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而言之不已。其二，知与不知的问题。庄子一方面坚决否定人的感觉和理智认识道的可能性，表现出强烈的反知主义精神；一方面又认为有所谓的至人或真人能达道、知道，具有真知。这两个问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道的言与不言问题是以道的知与不知为基础的，只有解决了知与道的问题才能解决言与道的问题。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理解庄子哲学的关窍，达到了先秦诸子难以企及的理论高度，并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和探究。但历来注庄者在此问题上却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使问题更为纷纭眩惑。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脱离了文本的整体性或混淆不同篇章的内容或出于臆测私见造成的，如将《齐物论》中本来是知与道的认识论问题解释为宇宙论问题就是个颇为普遍的例子。因此，立足于《庄子》内篇文本的疏解、详细辨析其哲理的内在联系将有助于对庄子知与道和言与道问题给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1、知与道

《庄子》中的知首先指感性和理性认识能力及其知识内容，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对事物的彼此区别与是非判断的知识。庄子在《齐物论》中结合人生哲学系统地探讨了知识的起源、性质、界限、标准和作用等认识论问题，得出鲜明的反知主义结论。关于知识的起源，《庄子》写道：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齐物论》）

庄子的物化观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无穷的变化之中，人一受形初生就与其它事物开始了相冲突相磨损的过程，终身忙来忙去不知道干了什么，疲惫不堪又不知道为了什么，直到生命耗尽为止。人生真是悲哀啊！人生的悲哀不在于自然的“形化”，而在于“心化”，因为“心化”是人生的迷茫愚昧状态。人生的迷昧是由于人有“成心”，“成心”即人的认识心。有“成心”就有“是非”，无“成心”就无“是非”，因此，“是非”来自于“成心”，也就是说，知识起源于“成心”。“成心”是人人具有的，关于“是非”的知识也是人人都有的，这些知识都是实在的，是“有”。如果说没有“成心”就能产生“是非”，就象是说从“无有”中生“有”一样荒谬，是不可能的。

知与言密切相关，知需用言表达，言则用以表达知，两者都是庄子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庄子常常又从言的角度切入知的问题。《庄子》道：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耶？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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