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儒学与宗教”研究的目标与视野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在国内学界可谓讨论有年。前两年出版的《“儒教”问题争鸣集》，是对以往相关讨论的汇总。李申教授最近出版的巨著《中国儒教史》，则再次使讨论趋于热烈。而我们现在开的这个会，我想既是相关讨论的继续，更应当是进一步深化整个讨论的环节和尝试。

以往国内有关儒学与宗教的讨论，基本上以“儒学是否宗教”为焦点。98年第3期《文史哲》刊登过一组笔谈，题目就是“儒学是否宗教”，而在最近围绕《中国儒教史》的讨论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确。整个讨论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变成一场赞成或反对儒学是宗教的争辨。就“儒学与宗教”这一论域而言，“儒学是否宗教”自然是其题中之义。但我们从事“儒学与宗教”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如今应当引起充分自觉地反省和检讨。

在一定意义上，儒学是否宗教几乎是一个无法获得共识的问题。因为不同论者对宗教的理解可能千差万别。同样说儒学是一种宗教，却很可能立足于完全相反的意义。如晚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海外新儒家说儒学是一种宗教传统，大多是肯定的意义，国内一些学者讲儒学是宗教，则可能是批判的意义。所以就此而言，正如余敦康先生所说，这个讨论是没有结果的。但是，较之“儒学是否宗教”，“儒学与宗教”毕竟是一个远为广阔的论域。如果“儒学与宗教”研究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去达成儒学是否宗教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希望透过这一论说，或者说从宗教的视角和取径来研究儒学，为的是既加深我们对以往儒学中某些缺乏反省的层面、向度的认识，又将这种对于儒学传统的深度理解作为一种丰厚的资源，投入到现在和将来儒学的建设之中，那么，这个讨论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开展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如果我们如此界定“儒学与宗教”研究的主要目标，大概不会有异议。事实上，围绕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恐怕最终也是为了深化对儒学的了解以及将来的文化建设。但究竟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如何使“儒学与宗教”这一课题的研究能够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获得切实的深化与推进，则更是目前的研究者应当深思熟虑的。回顾建国以来国内学界有关儒学与宗教的讨论，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视野的相对狭窄。具体来说，就是缺乏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没有尽可能立足于国际学术界的整体，在一个比较宗教学的架构下来探讨儒学与宗教的问题。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意识，那就是，现代关于儒学的讨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专属于中国本土的问题。儒学早已不再是一种local knowledge。关于儒学方方面面的讨论，实际上早已成为国际学界的一项共业。而从宗教的取径来探讨儒学，在西方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把西方相关的讨论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不为我们所知。这种情况，正是限制我们研究和讨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在海外不遗余力阐扬儒学宗教性的一些学者，象杜维明先生，是在一种扩展了的宗教观念基础上来看儒学这个传统的。七、八十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这一取径在西方比较盛行。有许多学者，象herbert fingarette, roger ames and david hall, julia ching, lee yearly,de bary, rodney taylor，antonio cua, mary evelyn tucker，robert neville,john berthrong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大概至少有20部相关的著作是从这个角度来谈儒学。还有大量的文章。整个这一类研究建立在一种扩展了的宗教观念基础上，而不再是以西方基督教为背景的那种相对狭窄的宗教观念为基础了。这种扩展了的宗教观，是文明对话和多元主义兴起的产物，它淡化了超越一神论、组织化等过于浓厚的基督教因素，而是更多地从终极关怀来谈宗教。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套思想学说及其实践方式，只要能够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以及自我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那么它便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如著名的宗教学者john hick便将宗教界定为一种对于超越者的回应方式，并且，如果说轴心期之后宗教的一般特征是追求拯救或者解脱的话，那么，不同的文明类型和文化传统完全可以提供各不相同的拯救或解脱的方式。而如果对拯救或解脱不作过于狭隘的理解，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自我存在的终极性转化，那么，儒家一整套追求成为“大人”、“君子”、“圣贤”的思想学说和实践方式（工夫），显然为自我存在的终极性转化提供了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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