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家司马迁与史家司马迁

摘 要： 子学以“入道见志”为基本原则，史学以“实录”、“良史”为基本原则，二者区别显著。《史记》最初的书名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它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子书，司马迁兼有史家与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说他是以史家的内容体现了子家的立场。后世对司马迁的褒贬不同的评价，可以由此得一解释。

诸子学与史学本各有其不同原则，二者区别显著。刘知幾说：“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史通·惑经》）章学诚说：“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2]（《文史通义·原学下》）刘知幾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1]（《史通·叙事》）说明诸子学是主于思想、议论、博学多闻，史学是主于叙事直书。

司马迁所著《史记》在四部中属史部，居《二十四史》之首，赵翼称之为“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3]（《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东汉时尚未有四部之分，《汉书·艺文志》列《史记》于六艺春秋家之后，《春秋》为鲁史，仍是史书。史学的含义，即如班固所说，首在实录。“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汉书·司马迁传赞》）对此，刘勰也曾有所讨论，说：“开闢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5]（《文心雕龙·史传》）所说“载籍”、“载笔”、“主文”，其核心在于记言记事，真实可信。《春秋左传》宣二年记述晋太史董狐之事：“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实录”、“良史”二语，最足以说明史学的基本原则。

《史记》向以“文章”[4]（《汉书·公孙弘传赞》）著称，文笔“疏荡”、“有奇气”，[6]（《王安石集·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7]（p59）但将其归为史书一类，应无异议。章炳麟说：“《史记》为诸史之宗，文章虽美，而用在实录，勿以文人之见求之。”[8]（《菿汉三言·菿汉雅言劄记》）然而，《史记》其实也是一部子书，其所为作，上受命于其父司马谈，下传继于外孙杨恽；其最初的书名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章学诚说：“《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2]（《文史通义·释通》）“太史公”犹言“司马子”。而司马迁的著述意图，更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少卿书》）。如刘知幾所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为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1]（《史通·辨职》）子学的含义，依照刘勰所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5]（《文心雕龙·诸子》）以现存古籍而论，先秦诸子的著作内容极其宽泛，既有系统的学说体系，也有单一方面的技艺，以至于像伊尹以五味，师旷以五音，皆可以言治理。实则子学的基本原则，正在于“入道见志”。先秦士人，只要能“入道见志”，只要有言论载籍，有一人即是有一子。由此而论，司马迁所著《史记》又完全是一部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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