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就是孔子儒学传统

20世纪20年代，围绕整理国故、国学书目和读线装书的问题，知识界发生了几次关于国学的论争。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今天的国学讨论。

国故之争

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论争，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与反传统的对立。1919年，刘师培、黄侃、梁淑溟成立“国故月刊社”，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批评文化思想界对孔子传统的激进态度。自是，在对待国学问题上，学术界大致形成了拥孔派和反孔派的对立，其中以毛子水和张煊的对立为代表。

1919年，毛子水在《新潮》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认为国故不一定是“三纲五常”，也不一定是“四书五经”，“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在“古代”与“现代”二元对立预设下，毛子水认为国故就是过去的历史材料，它好比是一具得了奇病而死的“尸体”，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位置。虽说国故对现代没有影响，但对其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理清一段中国的学术史和中国民族的历史，也可以揭发“国丑”。

毛子水的这些观点，立即遭到张煊的反击。张煊在《国故》上发表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他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强调古代与现代、旧学术与新学术之间的连续性，反对古代与现代的对立二分。张煊认为，国故就是孔子传统，它还“支配我国多数人之心理，于四万万人之心中，依然生存”。只要国人不弃之不顾，肯继承创新，国故就可适应时势的需要。国故派的薛祥绥则径直认为，国学研究就是为了发扬孔子道德，以挽救沦丧的世道人心，这颇能道出国故派把孔子传统当作国学的想法。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胡适也加入了论争。傅斯年认为，研究国故有“整理国故”和“追慕国故”两种手段。他本人最佩服整理国故的方法，而反对拥孔派追慕国故，因为它“忘了理性，忘了自己，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胡适则批评张煊说，所谓国故能“应时势之需”，便是传统儒家“通经而政治平”的梦想。1919年11月，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系统地表达了五四反传统派对待国故的“纲领性”态度，他提出新思潮的四大原则，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其中“研究问题”就是要回答：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国粹？“输入学理”就是要输入“实用主义”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就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从乱七八糟、无头无脑的“旧国学”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的条理脉络来，从胡说谬解、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真价值来，以便再造中国的现代文明。

国学书目之争

1919年后，胡适打起了“整理国故”的旗号，开始写文章、作演讲，积极宣传研究国学。1923年，应清华留美学生的请求，胡适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引起了知识界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论。

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胡适开列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周礼》《孔子集语》《春秋繁露》《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史记探原》《考信录》《新学伪经考》等180余种书目；而且他还说所拟书目“并不为国学很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实际上，胡适的书目主要涉及哲学史和文学史领域，况且数目多，短时间绝不能读完，显然不是“最低限度”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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